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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感谢香港作家联会对福建省文艺界发出的邀请，这使闽港两地文艺家有了一次深入交流的机会。各位香港作家朋友以及访问团的成员从形式建构的角度提出了加强闽港两地合作交流的意见，我觉得都十分可取；秀实先生尚提出从“文学的角度”来看闽港两地的互动。我想谈两点意见：
关于《台港文学选刊》介绍香港文学的问题，我承认多年来，《台港文学选刊》尽管努力推介香港作家的作品，但离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这一方面是受限于刊物总体运行的情形不够理想，无法加大刊物的篇幅，而在地区的含括上，还要面向台湾、东南亚、北美、欧洲和澳洲，难免捉襟见肘，另方面，作为本刊的编辑，我们对香港文学的现状了解不够，这的确是需要改进的。各位的意见可以理解，根据办刊的实际，如何更为全面地加强《台港文学选刊》这个“窗口”对香港作家作品的关注力度，我们希望听听各位香港作家的意见。
此外我想谈的是，闽港两地在“文学”层面上的交流不仅仅是创造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活动项目、更多样的互动形式，重要的是真正从文学的发生机制、文学对生存的关注、文学在心灵上的拓展、对生活的叩问、对闽港两地共同拥有的华人命运等方面理出相关的课题，以合作交流的内容来决定合作交流的形式，这样才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比如我们可以回到文学最基本的创作根据上来。尽管闽港两地作家的生活经验、心理经验和创作历程有所不同，但以文学史的一般情况来看，文学的发生与表现我以为大致有如下几种：
一是演绎的美学：知识在先，对生活的理解在先，主义在先，主题先行，往往从公共话语领域获得文学的主题，或从文学先辈那里获得某种旨趣，思想原则高于一切；艺术表现手法，也是靠“二手知识装备”。此类写作情况大量存在，一度成为显学，也产生了不错的作品，若以荣格所述的“原型”和“集体无意识”心理创作的作品，有可能对接经典，光大传统。但也出现大量程式化的写作，被质疑，同时使一些欲寻求突破的作家产生如美国文艺理论家布鲁姆所言“影响的焦虑”。虽有弊端，却能克服没有凭依，没有出发点和终极目标的匮乏；其中又必须有所清理，有所刷新。这样一种写作，在闽港两地作家中都存在，有成功也有失败，可共同加以总结。
二是沉默的美学：这不是我的发明，而是美国文艺理论家苏珊•桑塔格提出的。她说：“现代艺术家选择沉默的典型行为，很少发挥到极致，即完全保持沉默的地步。更典型的情况是，他继续言说，不过是以一种观众听不见的方式。”“沉默必然始终是一种语言形式”。这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说话宛如寂静的钟声。”也如佛教禅宗的第三境界，“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但与第一境界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大不相同；庄子所说：“言无言，终身言，未尝不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是一个道理。从现代主义滥觞到后现代主义极致，文学和艺术不断抽离主体，从解构外部世界到自我解构，的确存在着一种只呈现不表达的行为。假如称它是“美学行为”，则并非从内部彻底放弃言说。但如今内地的一些文学青年并未理解“沉默美学”的旨趣，表现出语言欣悦而内涵苍白。但又必须承认它具有“革命”的意义。此方面，相信香港的作家更有发言权。
三是实践的美学。“实践的”而非“经验的”，它是从内到外，从外到内的。它基于当下生存，指向我与非我，“诗”与非“诗”，注重文学的历史际遇，推及当代人生活方式的许多范畴，指向心灵游移、价值悬浮以及重新寻找、重新定位的复杂层面，在艺术表达方式上，亦触及承传和开拓的新的可能性。从“实践的美学”出发，人的历史也被重新阅读，重新思考。如华人历史上漂流过海，一部华人移民史是那样可歌可泣，文学宜以长篇史诗将其波澜壮阔又细致入微地加以呈现，无论成功与失败，高尚或卑微，其存在经验和心路历程都是一个极其丰富的文学矿藏。在此方面，闽港两地的作家都有可以合作的资源；而香港的生活经历、物质与精神的纠葛、东西方文化的碰撞、自我的反观和确立……相信有许多经验与八闽之地的人们正在经历的相私，可资参考；而福建的情形或许也可印证香港的情形。
在这个物质喧嚣、视听虚拟、众声喧哗、主体碎裂的时代，途径有多向选择，方式有多种凭借，生活无限多样，心灵无限丰富，生命不断碰撞和裂变，精神多元展开而纠结……文学如何帮助人们得到灵魂的安顿而不是重蹈简单陈腐和因循失效的价值窠臼，的确是两地的作家们所关心的。有许多文学课题需要重新提出，在当今时代写作人应不断追问自己因何提笔写作，这并非简单而是严峻的问题。文学的多元样态基于写作者自身一元的坚持但又不是闭目塞听，因此就有合作交流的必要。闽港两地作家的友谊，也是在问题的探讨中建立和强化的。相信这次的交流是个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