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書蘭的《黃花崗外》是一部革命史實研究專著，可列為記事散文。但形散意不散，全書以黄世仲為紅綫貫徹始終，熱情謳歌他對革命事業和文學創作的傑出奉獻。行文亦可見廖書蘭是一位尊崇革命和酷愛革命文學的有心人。由於她的努力探尋，才令一顆殞沒的星辰重現天幕，並閃爍其革命文學的光輝。
最難能可貴的是，書蘭君的發現地，不是在革命傳統的北京，也不是文化薈萃的上海，而是人稱文化沙漠的香港，這無疑是為香港抹去愚昧的污名。這同孫中山稱「革命思想從香港來」，「華僑乃革命之母」是一致的。
黃世仲自青少年時代便同香港結下不解之緣，他在香港加入孫中山的同盟會，而且是第一批會員，被選為庶務員，參與革命實務的同時從事寫作，宣傳革命理想。他既辦報，又寫作。首篇鼓吹反清的小說就是在香港《少年報》連載發表的。作為香港人，他也是世界上第一個將孫中山作為主人公寫入其反清的革命小說《黨人碑》裡的。他不但寫長篇巨著，還寫短小精桿、為群眾喜聞樂見的粵謳、南音及詩詞歌賦。為革命筆耕不輟。可稱之為一位充滿革命朝氣，能文能武的革命文學家，香港的真正才子。
《黃花崗外》的作者廖書蘭君滿懷對黃世仲景仰之情，為他在有限的生命內，為革命奔忙的同時，並以其人生經歷創作文學感到欣慰和惋惜。而婉惜的是他並非壯烈犧牲於敵人的槍林彈雨之中，而是犧牲於自己同志誣害的槍下，成為「黃花崗外」無伴的孤魂。一個「外」字可圈可點，給人以沉思和聯想，由此亦足見書蘭女士文字的功力深厚。
黃世仲是被陳烱明誣陷侵吞軍餉而假手於胡漢民殺害的。死年四十一歲，真是天妒英才，死不瞑目。僅留下片語於當時香港的《華字日報》鳴冤，徒增時人慨嘆。今書蘭君有心，以其力作鴻文再現黃世仲的忠肝赤膽，還其清譽，亦可慰逝者在天之靈也。
《黃花崗外》以豐富的史料展示黃世仲生平事跡，力證其忠心耿耿為國家民族作出無私奉獻的同時，在搜羅、編輯的過程中亦充分流露作者緬懷辛亥革命，讚揚孫中山追求國家獨立富強的思想感情。可以說《黃花崗外》是廖書蘭君的心血結晶。
全書詳略適當，尤以敍述分析黃世仲的革命小說《黨人碑》為重點。分別從佈局、結構、情節、人物方面闡述書中以原武(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歷盡艱辛、百折不撓組織和發動起義。同時體現黃世仲身體力行、亦文亦武，積極參與孫中山的革命事業。正因為黃世仲親歷其境、才能寫出感動讀者的小說。且看《黨人碑》開端的一段描述：
『大風來了，沙塵滾滾，一陣陣望東方去了……。那大江之上，波浪也滾起來了，洶洶湧湧，連天拍岸……但見洪濤駭浪之中有一隻小舟隨波上下險些沉沒去了。幸虧舟中還有幾人，當中一人牽着繩子，張起帆來，順風而下，左右兩人撐定那雙槳，船後一人把定橈，幾多辛苦也要渡過對岸去。』
廖書蘭女士評曰：「小說開篇用象徵手法來烘托時代氣氛，隱喻孫中山順應歷史潮流，在時代的驚濤駭浪中英勇搏擊，開展百折不撓的革命行動，最後取得勝利成果。」
接着，廖書蘭君從結構、情節和寫作特點幾方面分析論述《黨人碑》的內容和意義，指出全書脈絡為雙綫交錯進行。一是寫原武(孫中山)和革命黨人與清政府正面交鋒，發動起義；二是寫安思惠(康有為)和保皇黨依靠光緒皇帝百日維新的改良活動。兩條綫索互相對照，褒貶分明，而黃世仲始終站在時代潮流前列，堅定不移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揭露和批判保皇黨康有為的劣行。顯示作者不但精通文墨，多才多藝，而且思維敏捷，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兼具文學才華和政治遠見的革命家。廖書蘭君滿懷激憤將曾親自參與及指揮黃花崗起義的黃世仲另訂專著，名為《黃花崗外》，顯然是為他鳴不平，提示後人還其公道，毋忘革命烈士。
可惜的是，展示黃世仲革命文學才華的《黨人碑》散失九回半，讀者未能窺睹其全貌，所幸熱心的書蘭女士努力搜羅各方史料作為補闕，雖然無法尋獲原文，，亦讓《黨人碑》能以完整的情節出版。為革命文物書庫添一瑰寶，我想書蘭君是有能力和樂意完成的。
於二0一0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