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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禮拜前，潘耀明兄跟我說今天作聯有一個聚會，讓我來吃飯講幾句話。我沒想到是這樣隆重的場合，沒有作好準備。

這次正好是我的家鄉福建文聯代表團來港，藉此機會，先講一點有關福建文化的幾件事，以表達我對故鄉的情感，也算是鄉愁吧！

中國近代以來，我把這個近代往前推到明末，認為福建有幾個影響中國的大文化人，他們對我自己心靈的影響也非常大，首先是李卓吾。2005年，我到日本愛知大學訪問的時候，日本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學者，名叫溝口雄三，他專攻中國近代思想史，認為我們福建的李卓吾是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第一位思想家，是他第一個提出以個人為本位，為核心價值的現代思想。儘管我和溝口教授的理念有所區別，但他作為日本當下思想界的權威，把中國近代思想的開創者界定為李卓吾，我也很高興。第二個、第三個大文化人是誰呢？康有為有一首詩說：「譯才並世數嚴林」，認為近代有兩位曠世翻譯奇才，一位是嚴復，一位是林琴南。他們對中國近代的歷史面貌影響非常大。嚴復的《天演論》，開啟了一個新的思想時代，它標誌着中國「民族國家」意識的覺醒。林琴南在五四運動時被認為是保守人物，其實他只是在語言上反對廢除文言文，而思想卻很開放很先鋒很了不起，他不懂外文，卻和另外五個人合作翻譯了184部西方小說，真是一個奇蹟啊！當然有22部沒有出版，只出版了162部，但已影響了當時無數中國知識分子。第四位是冰心，整個中國現當代文學產生了三個大的精神模式，第一個模式是「救救孩子」，這是魯迅先生在《狂人日記》中提出的。第二個模式是冰心的「孩子救救我」，豐子愷等作家也屬於這一模式。第三個模式是高行健的「救救自己」。我常說，我有兩個母親，一個是生我養我的母親，她給我物質的乳汁。一個是冰心，她給我精神的乳汁。僅僅這四位大文化人，就值得我為我們的家鄉感到光榮。

今天，我想談一個小題目：「文學的自救」。這是第三個模式：「救救自己」。現在整個文學的外部處境不太好，當下整個世界從冷戰進入經濟戰，俗氣的潮流覆蓋一切，用法國大作家巴爾扎克的話說：現在的世界已變成一部金錢開動的機器。全人類的神經已被金錢所抓住。包括我們中國人，也被金錢所抓住。我們這個時代不是上帝的時代，也不是詩人的時代。英國思想家比賽亞‧柏林說：上帝是個藝術家，不是數學家，可是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充滿算計的，唯利是圖的數學時代。用史學家黃仁宇的話說：我們這個時代已從意識形態統治的時代進入數字管理的時代，這個時代不適合詩歌生長，不適合文學生長，在這個時代裏，文學只有兩種前途，一種是迎合金錢潮流，生產沒有文學價值的文化消費品。另一種就是堅守文學立場，繼續創作文學精品。只有這兩種選擇。選擇前者就只能當風氣中人，潮流中人。選擇後者，就要跳出風氣，跳出潮流，甘當卡繆筆下的那種「局外人」，或者曹雪芹筆下的那種「檻外人」。自己創造自己的文學世界，這就是自救。所以，我今天要提出「重構象牙之塔」的命題。二十世紀上半葉，魯迅翻譯日本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和《走出象牙之塔》，這兩部書翻譯出來後對中國文壇影響非常大。當時呼喚「走出象牙之塔」，走向街頭去關懷社會是有道理的，因為當時國難當頭，不能不如此。但是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狀況很不相同，我們的使命不是要走出象牙之塔去救國救民，擁抱革命潮流，而是要跳出鋪天蓋地的商業潮流，守持文學的品格與初衷，所以要重構象牙之塔。象牙之塔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充分個人化的「達摩之洞」(面壁狀態)。另一種是大觀園形式(交流狀態)。大觀園就是一個象牙之塔，大觀園是曹雪芹的理想國，這個理想國跟柏拉圖的理想國不同，柏拉圖的理想國把詩人趕出去，曹雪芹的理想國卻是以詩人為主體。大觀園裏有結社的自由，有言論的自由，而且「一國兩制」，大觀園裏沒有妒嫉、仇恨等生命機能。不過重構象牙之塔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要有經濟基礎，要有「錢」，還要有「閒」(時間)，這就非常不容易，我們可以期待一些企業家的幫助，但主要還得靠我們自救，我想在象牙塔裏至少要有兩個主觀條件，一個是要耐得進清貧，另一個是要耐得住寂寞。構築象牙之塔不是消極的，我們可以在塔裏的沉浸狀態中自己提升自己。一個真正的好作家，不是時代所決定的，不能說我們的文學是時代的產物，儘管文學與時代有關，但不能說文學是時代的產物。曹雪芹生活在文字獄最猖獗最黑暗的時代，可是，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裏，產生了最偉大的作家，最偉大的作品。天才的作家都是個案，都是異象，他們總是反潮流，反風氣，堅定不移地做自己所熱愛的事業。

把中國當代作家和世界經典作家作一些比較，有三個問題值得我們探討。一個是學養問題，曹雪芹能寫出《紅樓夢》這樣一部偉大的作品，跟他的學養有關，《紅樓夢》涵蓋各種文學形式，詩、詞、賦、誄、詠嘆調、散文等都寫得非常好，而且蘊含於小說中的文化素養非常高。曹雪芹對中國文化的儒、道、釋理解非常深，文史哲全打通了。五四時期的一些作家，從魯迅、周作人、胡適到錢中書、梁實秋、巴金等，他們一部分從日本留學回來，一部分從歐美留學回來，學養也比較高。但是1949年以後的主流作家，有些只是戰地的通訊員或記者，有些是報社的編輯，他們的學養都不太夠，能寫出小說就已經很不簡單了。80年代開放以後，一些新的作家熱情很高，努力借鑒西方的文學思潮，但還缺少一個消化的時間，整個來說，學養還是不夠。所以我們在象牙之塔裏，還是要提高自己的學養。

第二個是審美趣味的問題，五四運動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把文學交給大眾，功勞很大，但也帶來一個問題，就是把文學的門檻變低了。誰都可以踏進文學大門，誰都可以成為詩人作家。文學原來是熊貓，現在變成家貓，甚至變成老鼠和螞蟻。這樣審美趣味就低了，再加上上個世紀數十年中，只講「下里巴人」，不講「陽春白雪」，趣味更低了，現在必須有一個提升審美趣味的自覺。

第三個是靈魂的問題，二十世紀由於各種原因，作家確實有一個如胡風所說的：帶有精神奴役的創傷。該說的話不敢說，不情願說的話又敷衍地說，這就削弱了作家靈魂的力度。當下，俗氣的潮流覆蓋一切，許多作家又樂於充當世俗角色，因為世俗角色可以帶來世俗利益。當一個省市的作協主席就可以有汽車，有秘書，但是這種世俗的角色也會削弱作家靈魂的力度。在象牙之塔中，也許我們可以療治精神奴役的創傷，不斷地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