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字當頭」，是時尚的語言，「向錢看」，是熱潮所向，因此形成財富分配不均，貧富差距拉大，造成當今中國社會被憂時之士指為突出的一種社會矛盾。
如按儒家的教義是「何必曰利」？按老子的思想是「絕巧棄利」。引來論證今之現象，難免爭辯是非。其實，有關利的問題，有關錢與財富的問題，中國歷史上早有過激烈的爭論，值得回溯歷史。
先看司馬遷寫的《史記．貨殖列傳》，他曾以七十列傳的「志士庶人」佔多數作傳主的，寫的是人物。可是他以史家的敏銳，觀察的深邃，竟出乎他的運筆指向，指向從估以來的社會現象，在《貨殖列傳》中描繪了為追求財富而出現商賈經貿的各種表現，從而得出這樣的警語──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司馬遷為了說明他所以提出這樣的警語，是他看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馬」。（１）
所謂貨殖，《辭海》作了註釋：「貨財生殖蕃息也」。就是指商品經濟流通，可以經營中取得利潤，繁殖財富。司馬遷認為普通人可以從正當經貿獲利，並不妨害他人。他特別贊許西漢初期的經貿發展：「開關梁，馳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２）但是司馬遷並不主張貨殖完全放任自流，因為過分放任，「網疏而民富」，會產生兼併豪黨之徒，武斷鄉曲。商業過於發展，會產生投機，背本趨末，影響農業，因此國家要有適當的控制，使「農末俱利」。（３）
司馬遷的《貨殖列傳》，卻受到撰寫《漢書》的班固加以強烈的譏評，指司馬遷「輕仁義、崇勢利，羞貧賤」，有違道德之旨。更有李覯以《讀史》所感，斥司馬遷「聞道寡，發論猖狂」。
可是到了漢武帝時代，當董仲舒以「賢良策對」則遙遙乎應司馬遷的真知灼見，認為「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向，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4）
歷史的發展，證明司馬遷是以卓越的膽識，洞察世情，敢於直言不諱，不作高論，表現獨立思考的特殊成就。因為歷來經典之作，少有重視貨殖的普遍意義，少有對社會的自然趨勢作出客觀的論證。司馬遷則於《貨殖列傳》中具有格物的觀點，體認自然規律，斷言「道之所符，自然之驗」。（5）後來的史家認為班固以崇勢利譏責司馬遷，有如一個貌醜及有惡行的人照鏡子，不自反思自己的醜像、惡行，反而遷怒於明鏡（即利的本身）是不合情理的。
既然是一種規律，司馬遷在探索中暢論商品經濟流通，有關民生大計，他是受到春利戰國時代魏國的一位學者白圭的啟發。白圭是重視治理生計的，他最早提出「治生」之學，認為在經營生計過程中，搶「樂觀時勢」，以「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方法獲取「治生」之資，是有如「伊呂之治國，孫吳之用兵」。（６）可見經營是要精研取利之道的。司馬遷指出白圭其人是「治生之祖」。可說推崇之至。在《淮陰候列傳》提到韓信「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的一段經歷，可見謀生糊口，進而求取財富以安定生活是人之常情，並「道之所符，自然之驗」。也是形成「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社會規律。
儒家原來堅持的「何必曰利」的思想，在認識社會現象的過程中，也不得不改變了。《論語》記載孔子弟子中的子貢就是善於貨殖致富的一個。《論語．子罕》篇有這樣的對話：「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襩而藏諸？求善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從此「待價而沽」構成經貿往來善觀時勢以求利潤的成語。再看孔子的弟子原憲是安貧樂道，志在於著述傳世的，顏回是甘於窮居陋巷，簞食瓢飲得著賢名的，由於子貢曾以致富的派頭駕車探望他兩人，勸他們改變生活環境，不必自討苦吃，學他經貿之道。卻為原憲、顏回拒絕。原憲認為自己所企求的是精神價值，不屑物質的享受。《世說新語．汰侈》篇更記載石崇於入塾讀書之年，說他看到塾中掛有顏回原憲的畫像作入讀士子的示範，石崇不以為然，他指出「士當會身名俱泰，何至以甕牖語人」。石崇之意是說士人應爭取立身揚名，不應學原憲、顏回的苦相。石崇這種名利思想成了他後來鑽營致富的動力。
但是儒家的「何必曰利」雖然逐漸改變了，卻提出「義利思想」著重闡述先義後利，以義制利的重要。孔子肯定「富與貴，人之所欲也」。而他又說「不義而富與貴，於我如浮雲」。《論語》中可看到「君子以義為上」，反對「放於利而行」的語錄。孟子、荀子則循孔子的思想進一步強調先義後利以義制利的道德品質和精神。
然而從古往今來所出現的「見利忘義」的行為，是層出不窮的。投機取巧、奸詐欺騙、損人利己、貪枉法、不擇手段以掠奪財富、以權謀私而逞私欲……的弊端是難以避免的，歷史上就有不少巨貪人物。孔子想以義制利，卻也考慮如何能制，單靠口號是難奏效的，於是提「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荀子提「重法」，「法者，治之端也」，就是用刑罰用法治以制裁各種見利忘義的行為，也就是歷來通過行政手段推行嚴刑峻法，希望有「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清明局面。寫《錢神論》的魯褒曾分析過為官吏的兼而從商，必成污吏。如能廉潔奉公，則廉潔也可致富，因為享受優越薪俸，積薪豈不如有貨殖之效？所以《儒林外史》第八回描寫王太守稱「三年請知府，十萬雪花銀」正是非常卻富的古例。
但話得說回來，當今之世，工商百業是複雜的，見利忘義、巧取豪奪的現象是形形色色的，貪財負義也是人欲橫流的。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道」，其涵義也很廣泛，大到有哲學的內容，有理性的含義，還可看成路線、政策：小呢？可提到為人處世的原則和方法……。司馬遷的《貨殖列傳》寫了「奸富」，奸富正是不擇手段瘋狂擢取財富的，不理會什麼「君子愛財，取之有道」。（７）
如引司馬遷提的奸富，對照今天的現實，令人看到奸富的形象除與奸商似有同義的表現外，更看到奸富的形象已化為特殊利益集團了。其奸的手段是不受權力的制約，恁借各種名義掩護，完全以個人和部門利益為導向，違背社會正義的分配，造成不公平的腐敗盛行，於是「仇富」的言行也盛行了，豈不可憂，怎能忽視！
看來，「義利之辨」應該是教化的急務了，雖然也屬於概念化，但是儒家的治世、治國的理念，是把倫理、政治及哲學思想相結合的，是以和諧為理想的社會。而要促進和諧，就必須打破由於分配不公平導致社會動蕩，兩極分化的腐敗。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早就考慮到財富分配問題，他指出分配不公會引發大問題（８）。長期來許多專家、學者苦心研究中國的經濟情況，得到的共識只有破解貧富不均，走向公平正義而達致「藏富於民」才能走向和諧的境界。
「義利之辨」的精義在於斯！
注：１２３５６７見《史記．貨殖列傳》
４見《董仲舒傳》
８見鄧小平《年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