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會是這種‘關係史’的書？”原希望我寫一本把陸、港、台文論打通的《中華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史》或在文論、詩論基礎上寫一部《臺灣文學史》的朋友，均發出這種疑問。
這事有一點曲折，也有一點僥倖。我原計劃把已出版的兩岸三地文論史重新整合為一部，然而被半路殺出的《臺灣當代新詩史》、《香港當代新詩史》的寫作計畫所打斷。後來我又想，與其寫一本有可能自費出版將三地文論貫通的文學史，不如弄點銀子寫一部有新意的書，於是便申報了2006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課題《海峽兩岸文學關係史》。這時我已告別杏壇，一位朋友勸我說：“退休的人幾乎無人再做科研更談不上報課題，就是報了也很難批”，何況我校中文系還未正式成立，無學術資源去“跑題”，但我還是未聽他的忠告，只不過是申報後就束之高閣，不向任何有可能當評委的人打招呼，更不向我認識的文學課題組總負責人打聽任何消息。大概是此課題系嘗試用整合的方法將兩岸文學融合到一起，而不是像眾多當代文學史那樣，把臺灣文學當作附庸或尾巴然後拼接上去，就這樣被評委看中了，僥倖被批准了。立項後，我毫無得意之感，卻發現這個課題完成起來有點棘手：臺灣文學與中華文化雖有延續與相似之處，但更有與大陸文學割裂和相異的一面。如何把握好這兩面，處理好兩岸文學交流與政治的關係，有相當的難度。後來我略作思考後，作出這樣的定位：
這不是一本兩岸文學創作史，也不是兩岸文學論爭史或思潮史，而是一部兩岸文學的關係史。
這不是兩岸文學發生的重大事件或運動的彙編，或兩岸文學關係的簡單相加，而是以臺灣文壇為主，把主要目光放在對岸，即作者明顯站在大陸立場、用大陸視角寫作，如餘光中在書中用三節處理，是因為餘氏是影響大陸文壇的一位重要作家；而張愛玲寫了四節，是因為張氏是影響臺灣最大的大陸作家，以至其作品被選入“臺灣文學經典”。這部書鮮明的主體性還表現在它以年鑒的方式，引領讀者從宏觀視野分析兩岸從軍事對抗到和平共處時期，臺灣政局與兩岸文學關係曾發生過的風雲大事和文學論爭，其中每章每節均可獨立城篇，但這是分為四個時期合成的整體。《海峽兩岸文學關係史》就好比一座大樓，每個章節只是構築這座學術大廈的一個部件。
對筆者來說，《海峽兩岸文學關係史》的寫作有小小的希冀：在為兩岸文學史寫作提供原始材料以補充、完善現有當代文學史不足的同時，還企圖用這部著作，引起當代文學史寫作是否應加入關係史的思考。
拙著是從文學關係史切入的另類歷史敍事，是一種非傳統型的文學史，正像劉禾《持燈的使者》那樣屬“一種散漫的、重視細節的、質感較強的、放棄樹立經典企圖的”(1)文學史。寫作的著力點不在為作家作品定位，不以作家作品分析評價為主，不以建構典律為目標，而是抱著回顧與解讀的態度，審視兩岸文學關係從對立到親和、從反叛到回歸的發展過程，用“大敍事”與小細節相結合的筆調描述，不追求體系的嚴謹和完整性。在這本書裏，無論是《春江水暖鴨先知》，還是《誰先偷跑誰就贏》，均將主流文學史遮蔽的某些史實或以為只需要“大而全”而不需要“零件”的材料展示出來，使兩岸文學史真正成為一部多視野、多角度的多元共生的文學史。
“兩岸文學關係史”可以說既豐饒又貧瘠，既單純又複雜。“豐饒”是指兩岸文學關係史所要面對的是兩地文學的對抗與隔絕、開啟與曲折、互動與衝突、封鎖與突圍。“貧瘠”是指無論在兩蔣時代，還是民進黨執政時期，作為同根同種同文的兩岸文學，由於政治的干預，均沒有產生大師級的作家和經典性的文本。說其“單純”，是指兩岸文學關係在任何時期都受政治制度的制約，交流必須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進行。“複雜”是說兩岸認同的“一中各表”，有各種不同的詮釋，具體到“臺灣文學”的界說上，則有五花八門的表述。即使是本土派作家，表述起來也有“淺綠”、“深綠”、“濃綠”之分。“深綠”作家堅持用所謂“台語”取代中文寫作，認為只有用母語寫的作品才是純正的“臺灣文學”。對這一點，不說“泛藍”作家光是許多“綠營”作家均提出質疑或抵制。
畢竟篇幅有限，《海峽兩岸文學關係史》要在三十萬字的篇幅中把近六十年的兩岸文學關係內容都寫進去，談何容易。為解決這一難題，也為了使讀者有較明晰的認識，本書在分期上受《海峽兩岸關係概論》(2)的啟發，將兩岸文學關係分為四段：軍事主宰時期兩岸文學關係的對抗與隔絕，和平對峙時期兩岸文學交流的開啟與曲折，民間交流時期兩岸文學的互動與衝突，“阿扁時代”兩岸文學關係的封鎖與突圍。在寫作方法上，力求有宏觀概括力和銳利的思想衝擊力，如《民間主導與官方阻撓的二元格局》、《終止“勘亂”對兩岸文學關係的影響》、《兩岸對臺灣文學詮釋權的“爭奪”》，均讓讀者不會因細節的敍述妨礙對全局的瞭解，不會因為有可讀性而影響論述的深度。尤其是在《導論》中，注意歷史意識與當代視野相融合；在《兩岸文學的“互文”問題》中，注意問題意識與比較方法的結合；在《受制於政治價值觀的文學現象解讀》中，努力讓理論闡釋與文學史實互為呼應。當然，一涉及到敏感問題的評價，就會引發爭議，比如張愛玲是否為兩岸忠義文學史家宣判的“文化漢奸”，張愛玲的著作權屬於臺北皇冠出版社還是屬於張愛玲在大陸的親人，以及兩岸文學誰的成就高、繁體字與簡體字誰優誰劣，兩岸均有不同看法。對這些看法，完全可以求同存異。拙著的表述，只是一家之言，歡迎持異議的讀者、學者提出討論和爭鳴。
《海峽兩岸文學關係史》所敍述的史實和問題，幾乎均與政治緊密相連，這極容易觸動某些人敏感的神經。記得當筆者把《兩岸文學的“互文”問題》提交給一個學術研討會宣讀時，主持人看到《“反共複國”政策與兩岸文學關係》，還有什麼《兩岸文學社團的同質性》，連忙退避三舍，叫我換一篇與政治無關的論文。其實，“兩岸文學關係”本身就是與政治脫不了干係的題目，“純文學”在這個領域絕對行不通。一些論者之所以擔心文學史寫作政治化，與極左思潮肆虐的年代，現當代文學史的生產高度政治化所造成的歷史性災難這一境遇有關。由於有這一慘痛教訓，一些人認為文學史書寫的出路正在於非政治化或去政治化。這是一種很大的迷思。文學史寫作當然不能為政治服務，讓文學史家成為政治家的奴婢，但這不等於說，文學史寫作完全可以脫離政治，一旦與政治發生關係就會喪失文學史的自主性。把特定時期、特定語境的極左政治與不帶貶義的“政治”混同，把政治性與非自主性等同，顯然不科學(3)。基於這一看法，本書希望重建文學史的政治維度，對兩岸文學關係史上尖銳的政治問題不採取回避的態度，如《大批判聲中的兩岸文壇》，讓書中系著兩岸的政治風雲與文化動態。再如《蔣氏父子反“文學台獨”的立場和措施》，在關係史中加入文化政治，做到“文”與“史”互證，有助於喚起歷史的遺忘。另有《臺灣現代詩畫與大陸共產黨有關？》，彌補因“大敍事”的共性而忽略個別的偶然性與神秘性的不足，可視為“有故事的文學史”。其中所體現的文學史的政治性與政治性的文學史關係，是一個差不多被人遺忘但肯定是有價值的話題。
這部文學關係史完成之際，正值有火爐之稱的武漢熱浪滾滾襲來之時。每逢赤日炎炎的夏季，正是我筆耕最繁忙的時刻。前兩個月才送走《餘光中：詩書人生》、《香港當代新詩史》，現在又忙著為這部《海峽兩岸文學關係史》殺青。我不敢奢言，這部書稿是如同火爐中熔煉成的鋼錠，但它至少是一塊小鐵片。它不沉甸，但也決非輕若鴻毛。這當然不能歸功於自然界的高溫，而只能歸之于筆者寫當代文學專題史有火一般的熱情。憑著這股熱情，我數次前往寶島及港澳等地採購資料。2007年秋天，我還一擲萬金買了幾箱台版書回來。正是這些書，給了我眾多的寫作靈感，和獲得諸多啟示，使我能把這一課題寫得較有新意，能講述已經或即將被遺忘的歷史事實和經驗。我雖然不是這一歷史事實的全部經歷者，但憑著豐富的史料我可以對歷史發言，奢望這部兩岸文學關係史能填補當代文學研究的空白，推動中國當代文學史及其分支學科臺灣文學深入的研究。
我曾在《香港當代新詩史》“前言”中雲：近二十年來，我奉行“私家治史”原則，先後寫了六種當代文學專題史：《中國大陸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史》、《臺灣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史》、《香港當代文學批評史》、《臺灣當代新詩史》、《香港當代新詩史》及這本《海峽兩岸文學關係史》。寫這多以“史”命名的書，不是以創作豐富自樂，而是為了更好地證明“當代事，不成‘史’”(4)說法的荒謬。我感到欣慰的是，兩岸三地文壇對筆者專題史的探索已有所關注，包括研討會和學報上的文章時有對拙著的評價乃至“炮轟”。現在這本書的出版，又給我提供了一個向海峽兩岸文學界同行討教的機會。這對我本人，對兩岸文學交流，對兩岸文學關係在“無扁”時代的良性發展，都具有一定的意義。
最後，要感謝出書前發表部分章節的媒體：美國《中外論壇》、《紅衫林》，馬來西亞《人文雜誌》，新加坡《雅》，香港《文匯報》，澳門《澳華日報》，北京《光明日報》、《中華讀書報》、《兩岸關係》、《文藝報》、《魯迅研究月刊》、《炎黃春秋》、《臺灣週刊》、《臺灣研究》、《台聲》，上海《文匯讀書週報》、《文學報》，以及《當代文壇》、《理論與創作》、《學習與實踐》、《華文文學》、《天津師大學報》、《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珠海特區報》，等等。
注：
(1)霍俊明：《港臺新詩史寫作問題探論》，北京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編《新世紀中國新詩國際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自印，2006年10月。
(2)余克禮主編：《海峽兩岸關係概論》，武漢出版社，1998年。
(3)陶東風：《重建文學理論的政治維度》，長春，《文藝爭鳴》，2008年第1期。
(4)施蟄存：《當代事，不成“史”》，上海，《文匯報》，1985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