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以朗的演講
初識宋以朗時，他給人的感覺有點像張愛玲的作風，表面上有點冷漠，但很快就熟絡起來，特別是談起張愛玲的事。
去年到宋以朗的家拜訪，他和我們分享張愛玲一些珍貴的資料和趣事。對於相關書稿，他若有重要的決定都會很坦然的告訴我們，和我們分享其中的喜悅。例如張愛玲兩本未發表的英文著作已交給某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預告」。而對於那些不能出版的，如《少帥》和《小團圓》，他也很明確的表示不能出版。
而去年十一月底，我邀請宋以朗(Roland Soong)到我浸會大學中研所的課程「張愛玲研究專題」中演講，他以「書信文稿中的張愛玲」為題，講了近三個小時。他在演講中明確表示，《小團圓》一書不能出版，因為這是張愛玲的「遺願」，另外他也還有一些因素還沒有想清楚。
演講過後，我和宋先生走在九龍塘的聯福道上已是近十時的夜晚。我們很有興致地走到一間西餐廳宵夜。宋先生談及了許多事，才知曉原來他身為張愛玲遺產繼承人有著許多不為人知的壓力與煩惱。其中，最讓宋以朗操心的是國內盜版的問題，及其他涉及版權的未發表作品的問題。這方面，皇冠是宋以朗背後的盾牌，宋以朗全權交給皇冠代為處理。在翻譯問題上，如何把張愛玲未發表的英文稿譯為中文，交給誰譯等，宋以朗也都十分慎重。當時候我不大明白，後來看到張愛玲曾在遺囑中的信上提到需找高手譯稿才明白過來。或許，除了交給個人翻譯外，亦可組成委員會負責譯稿與監督的工作。
我們討論了宋以朗演講中所提及的英文小說《少帥》和《小團圓》不能出版的事。聽到他再三堅定地說不能出版這兩本書，我感到很可惜，極力地以各種事例試圖遊說他改變決定。最後我建議他不能只是停留在思考層面上，應該把所有他所考慮的觀點與資料都寫出來，然後再進一步加以分析其中的問題所在。事後我也把一些相關事例和資料傳給他參考。
後來也淡忘了此事。春節後的二月初，一個傍晚，《明報》副刊的編者來電訪問我，才得知《小團圓》即將出版，這真是令我十分驚喜的消息。當時感覺宋以朗的決定真迅速。
一場括弧中的「遺囑迷誤」
經過兩代人、前後超過三十年艱鉅的考慮與思量，《小團圓》終於、「突然地」出版了，成為今年新春以來最佳的消息。事後得知宋以朗是於今年一月通知了皇冠決定出版《小團圓》，我很高興他終於找到了出版的理由。我自然也很高興見證了這一段出版遺著背後的故事，在張學、張迷與「張管家」之間的小插曲。
然而，因為張愛玲的一封信中曾有一句想要銷毀《小團圓》的話，出版後，果然引起各種討論與爭議，有少部分人指責宋家和皇冠違背了張愛玲的遺願，認為不應該出版此書，甚至說成是一種「合法盜版」等謬論。
實際上，打從開始寫作《小團圓》起，張愛玲原本就是打算出版這部作品的，而且要港台同時連載（詳見宋以朗的〈前言〉，張愛玲1975年9月18日和10月16日的信）；只因受到宋淇的反對才被擱置下來。因此，如今《小團圓》的出版，可說是回歸了作者的原意。
如果細究其中原委，不難發現所謂「違背遺囑遺願」的指責是相當脆弱的，可能是一場「遺囑迷誤」：原因在於張愛玲說要銷毀《小團圓》的話，並不是寫在遺囑上，而是信上，而且是以括弧把這話「括」起來！(《小團圓》小說要銷毀)（原稿見圖）。
這括弧裡的話，自然和正文的文字有所區別，顯示了括弧中的話並不那麼重要，更何況她緊接著又指出，她其實還未曾細想她所交待的這些翻譯和出版的事，進一步表示等以後再談。
可見這只是她的一個用括弧標示的念頭，不是她最後的決意。若是，以張愛玲的性格，她會直接了當地寫在該封信中所附的遺囑之上。然而，她沒有。更何況，日後於九三年時，從張愛玲給皇冠編輯的兩封信中表示：
1.她原想把《小團圓》和《對照記》合在一出版：「我忘了《對照記》加《小團圓》書太厚，書價太高」(1993年7月30日信) ，顯然她心中想將《小團圓》和《對照記》一起出版；
2.她表示過會盡快完成定稿：「《小團圓》一定要儘早寫完，不會再對讀者食言。」(1993年10月7日)-- 下附有關傳真原稿文件。
可見她已經推翻九二年的想法，否則，以張愛玲的性格，她必定會直接了當地告訴皇冠—而不必通過宋淇夫婦—她已決意銷毀《小團圓》。
這一場爭端迷誤，其實是我們把注意力放在「遺囑」這一字眼上，加上宋家十分尊重張愛玲的背景，一再對外強調是張愛玲的遺願，讓人有先入為主的誤解，以為真是張愛玲寫在遺囑上的遺願。倘若知交之間的書信往來中的各種類似的想法，都被視為遺願的話，對於宋家而言顯然是苛責太過了。
《小團圓》的「等待」
宋家父子原本把不是正式遺願的、一封信中的話當作正式的遺囑文字去對待，去定義，正是一種最嚴格的道德標準和道德高度的表態。雖然，這只是張愛玲一封信裡的文字，但是宋淇父子／家人，從最初收到此信起，以及在張愛玲過世後這十多來，都將這封信中的話當作是張愛玲的「遺願」，因此沒有打算出版這部作品。如今在張愛玲和皇冠編輯的通信中，找到了進一步的證據來從旁說明張愛玲後來是有意願要出版《小團圓》的，從而為這一原本可能就不是「遺願」的一句話，提供相當可信的依據，而解開了這一場遺囑的迷誤。我們應該為宋家、為宋以朗、為皇冠、為我們大家以及張愛玲本人等各方面，都感到高興與慶幸才是—讓遺囑迷誤不至於繼續成為阻擾《小團圓》出版的論述，甚至成為一種似是而非的極具高度道德標準的指控。
今天，宋以朗為他父親、為當代文學作出了很艱難的一個決定，而且是有根據而合乎情理的決定，我們就不要再以各種似是而非的說詞製造輿論加以指責圍剿。
若往後回顧，《小團圓》乃是經過三十三年的生死愛恨，由兒子解除了父親當年勸告張愛玲不要出版此書的意見。以張愛玲遺囑執行人的身分，決定出版《小團圓》。數十年的道路並不短，這期間，張愛玲內心肯定對《小團圓》的出版，感受到許多不為人知的感慨，一如她當年寫作這一作品時的心情。
這是現代文學史上，一段漫長的「等待」。那種等待中的心情，大慨就像《小團圓》開首語的啟示一般：那慘淡的心情大概只有軍隊作戰前的黎明可以比擬。
最終，解鈴人還需繫鈴人。當年宋以朗父親反對出版《小團圓》，經過三十三年，由他兒子所解構：他父親所提的雙重間諜身分的改寫建議，確實可能一如宋以朗所言，反而成了為胡蘭成洗清漢奸之嫌疑，因此不改也罷。
此外，亦有懷疑張愛玲的遺作一而再、再而三地一本接一本地出版，是否他人的偽作？這裡取得宋以朗的《小團圓》的頁首親手抄原稿圖為證(見下圖)。
最後也談談張愛玲前一本小說《同學少年都不賤》的出版問題，以比較這兩本書的出版情況。《同學少年都不賤》一稿，在失而復得的情況下最終於2004年出版了。然而《小團圓》和《同學少年都不賤》的出版情況並不相同。張愛玲於1978.8.20的信中表明：
「《同學少年都不賤》這部小說除了外界的阻力，我一寄出就發現它本身毛病很大，已經擱開了。」
但值得注意的是，日後張愛玲並沒有再提起重寫或其他相關發表此文意願的話。而這不發表的意見，同樣來自宋淇。一個月之前，宋淇於1978.7.19寫信給張愛玲，明確指出《同學少年都不賤》「不要發表」的原因：台灣知識界中有不少內心嚮往中國大陸的人，表面上雖不明目張膽表態，但一有機會的話會隨時發起攻擊；像張愛玲這一類的自由中國的反共作家正是許多潛藏著的親共學者的主要攻擊對象。
從張愛玲的信加以推側，前述張愛玲於8月20日所寫給夏志清的話，正是她接受了宋淇此信意見的一個結果：「擱開了」發表本書的決定。若比較兩者的情況，雖然曾用了較重的「銷毀」一詞，然因後來又打算出版的情況來看，張愛玲不想出版《同學少年都不賤》的意願，應該比《小團圓》來得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