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25日，香港明報月刊主辦，由該刊總編輯潘耀明先生及香港中文大學方梓勳教授主持，在沙田大會堂文娛廠舉辦了一次隆重的文學研討會，主題是高行健和劉再複對談“走出二十世紀”。主講人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和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榮譽教授劉再復。主要內容是討論高行健的作品，由Asian Reward Ltd主席張大朋先生和韓國外語大學校中國研究所所長撲宰雨教授為回應嘉賓。會議盛況空前，來自世界各地及香港各界文化名人，大專院校師生500多人擠滿了講堂，聆聽並參與這場精彩的對談。承蒙潘耀明先生相邀，筆者得以參與盛會，並以近距離目睹高先生和諸位名家的風采。
一
高行健，1940年生於江西贛州，目前為法籍華人，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以中文及法文從事創作，是當代中文世界著名的文學藝術大家，集劇作家、畫家、小說家、翻譯家、導演、演員和評論家於一身。
我讀的高行健的第一本著作，是那本《有只鴿子叫紅唇兒》，文字與眾不同，很獨特，描寫細緻，情節絲絲入扣，讓人欲罷不能。作家以一種洞悉人性的目光，將其深刻思考，準確地落實在風格獨特的文字上，從此我對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其後卻再沒有接觸過他的作品，慢慢地淡忘了他的名字。
2000年，高行健喜獲諾貝爾獎，突然之間名滿天下，我十分欣喜，果然天不負人。趕忙找到他的代表作《靈山》，從頭到尾，細讀了幾遍。初讀時不知所云，漸讀慚清晰，越讀越喜歡，故事在時間和空間中跳躍，敍事由第一人稱和第二人稱不斷轉換，奇特而新鮮，令人驚豔 。他娓娓道來，帶領我跟著他去感受神秘的旅行、去體會世間人情冷暖、去思考和想像大千世界。這是一段尋找之旅，我們在尋找靈山，靈山是什麼呢？也許只是作家心中的理想，是一座永遠也找不到的心靈之山：
他寫道：
他孑然一身，遊盈了許久，終於迎面遇到一位拄著拐杖穿著長道袍的長者，於是上前請教：“老人家，請問靈山在哪里？＂”你從哪里來？＂老者反問。
他說他從烏依鎮來。
“烏依鎮？＂老者琢磨了一會，”河那邊。＂他說他正是從河那邊來的，是不是走錯了路？老者聳眉道：“路並不錯，錯的是行路的人。”……
（高行健《靈山》第六十七節）
靈山在哪里，他在詢問，小說的主人公不是也一直要去尋找靈山嗎？根源在於自己，只有對於自身存在的這種醒悟，才能從困境和苦惱中自拔。答案不就在自身嗎?他為什麼還在苦苦地向別處尋找呢?
對卡夫卡情有獨鍾的高行健，善於通過奇妙的構思，勾畫出誇張和荒涎的場面，交融現實與非現實，善良與罪惡，誠實與欺詐、常人與非人，沒有抒情、沒有浪漫、亦沒有感情。和卡夫卡一樣，高行健冷靜地觀看世界，意識到世界的本質是無價值，無意義，無處安生，無處寄託，無處可以安放自己的身體與心靈。
戴晴說得好：“如果沒有對像他這樣疏離的人都不放過的擠壓，外加肺癌誤診，他或許還和我們許多人一樣忍耐著、苟且著、相當克制地抗爭著……但它們不由分說地轟然而至，驚破了人性中常有的消極、怠惰。還等什麼呢？高行健決定以“有限的時間”做他最想做的事：探詢生命的原意、體驗生命的真髓，然後——如果“時尚我待”，說出想說的話。他出發了，什麼文壇、劇壇紛爭，什麼絆羈著我們俗人的種種牽掛、糾葛，已經全不相干。他輕鬆上路，活一天算一天，而且只活在自己“赤裸裸無須掩蓋的真實裏。”
她還說： “高行健與政治非常疏離。這疏離不是出於清高，他根本沒有活在那個情境之中”
高行健的長篇小說《一個人的聖經》，與《靈山》那種精神上的虛幻不同，觸及的是文化大革命時代的混沌、分裂、破碎、荒唐與殘酷，《一個人的聖經》中的主人公就是一個荒誕而混沌的生命。他在大革命浪潮打擊下喪魂失魄，充滿恐懼，人性脆弱到極點。他本來是一個與革命毫不相干的“局外人”，偏偏扮演一個投身革命的“局內人”，結果變成一隻“披著狼皮的羊”，一個形神分裂的“跳樑小丑”，無緣無故地被拖入黑暗的旋渦。作者沒有憤怒，沒有控訴，沒有持不同政見的情結，而是極其深刻地呈現出那個時代的現實與人的困境。作者毫不迴避現實，卻又從現實抽離出來，然後居高臨下地對現實冷眼觀照。劉再復在評論這本書時說，它“首先是拒絕任何編造，極其真實準確地展現歷史，真實到真切，準確到精確，嚴峻到近乎殘酷。高行健非常聰明，他知道他所經歷的現實時代佈滿令人深省的故事，準確地展示便足以動人心魂。“極端”的另一意思即拒絕停留於表層，而全力地向人性深層發掘。《一個人的聖經》不僅把中國當代史上最大的災難寫得極為真實，而且也把人的脆弱寫得極其真切，令人驚心動魂。”1
方梓勳教授認為，高行健的冷文學的概念，是以“第三只眼睛” 的概念為基礎，因為人稱是自我意識的起點，也是自我辯別他者的關鍵；以“我”來觀察自已，肯定較為主觀。以第二人稱“你“ 來訴說自己，你、我變成對手，便隔了一層；用第三身“他”或“她”來敍述，距離就更遠，就更為客觀。這種從外視內的文學技巧，與高的人生觀是一致的。
高行健進入現實又超越現實，他用一個對宇宙人已經徹悟，對往昔意識形態的陰影已經完全掃除的當代知識分子的眼來觀照一切，特別觀照作品主人公。於是，這個主人公是完全逼真、非常敏感、內心又極為豐富的人，但在那個恐怖的年代裏，他變成一個把自己的心靈洗空、淘空而換取苟活的人。可是，他又不情願如此，尤其不情願停止思想。他一面掩飾自己的目光，一面則通過自言自語來維持內心的平衡。小說抓住這種緊張的內心矛盾，把人物的心理活動刻畫得細緻入微，把人性的脆弱、掙扎、陰暗、悲哀，表現得淋漓盡致。《一個人的聖經》不僅是一部扎扎實實的歷史見證書，也是展示一個歷史時代中人的普遍命運的大悲劇，悲愴的詩意就含蓄在對這種普遍的人性悲劇的叩問與大憐憫之中。高行健不簡單，他走進了骯髒的現實，卻自由地走了出來，並帶出了一股新鮮感受，引發出一番新思想，創造出一種新境界。誠如瑞典文學院的評價： “其作品的普遍價值、刻骨銘心的洞察力和語言的豐富機智，為中文小說藝術和戲劇開闢了新的道路。
高行健之所以獲獎，一 方 面， 他 確 實有深厚的 文學 功力，極高的 創作 水 平 ， 其作品對 人 性 的 思 考 與 洞 察頗多獨到之處 ，並開創了文學 表達的新 途徑和 新 風格 。另 一 方 面，他 的 作 品 獲得了最好的傳播， 尤其馬悅然的翻譯，錦上添花，使原作更趨完美，得到西方文藝主流的激賞。加之他能用法語創作， 劇 本多次用外語在西方大城 市 公 演，佳 評如 潮。這使西方世界熟悉了他 的 名字， 這 是 他 的 優 勢，也可以說這是他的幸運，但他 能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絕非僥倖和偶然。細數曆 屆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得 主， 都 是 在 創 作 上 具有獨特風 格 的 大 家。 高 行 健 亦如是， 這 點 應 該 不 必 質 疑。我們大可不必拘 泥 於他是法國人或中國人，我們應該著眼的，是他為華文文學走向世界 打開局面 跨 出 了 艱 辛 的 第 一 步，他 的 獲獎激 起 全 球 文 學 界對 中文 作品的 關注和 閱 讀 熱情。他對 華文文學國際化的開拓，功不可沒。
高行健本人對於四面八方鋪天蓋地而來的讚譽，總以平常心以待。他說；這榮譽是不應該送給一個還活著的人的。他的話深深地打動了我。他說：“作家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人，寫作純然是個人的事情，一番觀察，一種對經驗的回顧，一些臆想和種種感受，某種心態的表達，兼以對思考的滿足，所謂作家，無非是一個人在說話。作家既不是為民請命的英雄，也不值得作為偶像來崇拜。”他又說“文學史上不少傳世不朽的大作，作家生前都未曾得以發表，如果不在寫作之時從中就已得到對自己的確認，又如何寫得下去？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小說《西遊記》、《水滸傳》、《金瓶梅》和《紅樓夢》的作者，這四大才子的生平如今同莎士比亞一樣尚難查考，只留下了施耐庵的一篇自述，要不是如他所說，聊以自慰，又如何能將畢生的精力投入生前無償的那宏篇钜制？現代小說的發端者卡夫卡和二十世紀最深沉的詩人費爾南多．畢索瓦不也如此？他們訴諸語言並非旨在改造這個世界，而且深知個人無能為力卻還言說，這便是語言擁有的魅力。”
高行健主張文學應該超越意識形態，超越國界，也超越民族意識，如同個人的存在原本超越這樣或那樣的主義一樣，只是純然個人的事情。 高行健認為，“作家的創造無法被改寫，因其非序列編造假想的意識形態，而是人性的相通。一個語言所表達的文學作品可被經驗乃因人性的相通，故文學見證了人性深處與生存根本，能跨越語言、時代和國界，可互相交流、傳承。”2
作為高的知音人，著名文學評論家劉再復教授，在他的《後諾貝爾時期高行健的新思索》一文中說：“高行健的人生的寫作狀態，是孤島般的獨處。他以個人出發，沒有主義，沒有世俗的社會歸屬，無黨無派，沒有團體，沒有山頭，甚至沒有祖國，只有幾個天涯海角和他遙遙相望的朋友。在這些獲獎者之中，恐怕也只有他最明白，人一旦落入集體的歸屬，個人的自由便喪失了。”他的朋友戴睛說得更切貼：“可以說高是個誠實的、敏銳的、感受細膩的、有著多方面才華的藝術家，卻未必是率眾向黑暗抗爭的勇士；他不會趨附強權，也未必會仗義執言、而是以冷靜的思維面對現實的空間。”
二
對談中劉再復提起魯迅，把魯稱為所謂熱文學的代表，來對證高的冷文學 。魯無疑是愛國的，他那憤世嫉俗的文字也曾激發了無數熱血的青年，那也只能是形式的呐喊，改不了世界
于仲達 在《從魯迅到高行健》一文中提到高在靈山中的話“人以憤世嫉俗為清高，殊不知這清高也不免落入俗套，以平庸攻平庸，還不如索性平庸。徐渭忍受不了世俗，只好瘋了。沒有瘋的是龔賢，他超越這世俗，不想與之抗爭，才守住了本性。他不想對抗，遠遠退到一邊，沉浸在一種清明的夢境裏。這也是一種自衛的方式，自知對抗不了這發瘋的世界。也不是對抗，他根本不予理會，才守住了完整的人格。他不是隱士，也不轉向宗教，非佛非道，靠半畝菜園子和教書糊口，不以畫媚俗或嫉俗，他的畫都在不言中” 魯迅想做“超人”嗎？我看倒也未必。魯迅對於啟蒙的作用和個人的力量向來持懷疑態度，然而，他的確受了尼采的影響，面對周圍形形色色的壓迫還是要出擊和反抗。這實在是一種不得以啊。高行健說：“一代文豪魯迅，一生藏來躲去，後來多虧進了外國人的租界，否則等不到病故也早給殺掉了，足見這國土，哪里也不安全。魯迅詩文中有句“我以我血濺軒轅”，是我做學生時就背誦的，如今不免有些懷疑。軒轅是這片土地上傳說的最早的帝王，也可作祖國，民族，祖先解，發揚祖先為什麼偏要用血？將一腔熱血濺出來又是否光大得了？頭本來是自己的，為這軒轅就必須砍掉。魯迅先生反復教導我“直面慘澹的人生”，然而，他同所有的先行者有著類似的命運：遭到詬病、排斥、打擊，甚至迫害。在茫茫的荒原上，魯迅孤身一人踩出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雖然，他對於這種人生態度也是不滿意的，然而，又能如何呢？他被無邊的黑暗勢力所擊敗了，失卻了理想，失卻了希望，終於只能像蒼蠅一樣，繞了一點小圈子，又飛回到原來的地方。”
魯迅身上背負的東西太多了，他畢生致力於“改造國民性”、“立人”、呼喚“精神界戰士”和“真的知識階級”的出現，積極介入社會，特別是後十年，高舉文化批判的旗幟，鋒芒畢露，效果怎樣呢？結果，魯迅留下了令人顫慄的遺言，在絕不寬恕的絕決中死去
魯迅已死，並再次證明了一個真理，人需要關注的是“此在”。從魯迅先生個人的悲劇裏，讓我明白精神自救的重要性，尋求個體精神的出路，或許，這才是首要的，若不然如何談到救世呢？再說，自救救人，也是禪宗本意。魯迅啟悟人們從內部世界走向外部世界，擺脫奴隸根性，實現精神獨立和思想自由，使人具有“主體性”一樣的獨立和自由的人。高行健啟悟人們從外部世界走進內部世界，直面人類共同的生存困境，面對現實卻又從現實抽離出來，然後高高地對現實進行冷靜觀照。
高行健認為，作家只是一個普通人，他不應該，也承擔不了創世主的角色，也別自我膨脹為基督，弄得自已神經錯亂變成狂人。魯迅筆下有“瘋子”和“狂人”一樣的“超人”，高行健筆下的人大多是脆弱和渺小的人。他認為如果一個作家不以人民的代言人或正義的化身說的話，那聲音不能不微弱，然而，恰恰是這種個人的聲音倒更為真實。 而文學也只能是個人的聲音，而且，從來如此。文學對大眾不負有什麼義務，這種恢復了本性的文學，不妨稱之為冷文學。它所以存在只是人類在追求物欲滿足之外，一種純粹的精神活動。不為名利，還自甘寂寞，這才是文學的精粹。
朴宰雨是魯迅的崇拜者，他說本來對高的所謂冷文學不以為然，在聽了高劉對話之後，感到高與魯迅之間其實並無矛盾之處，他們都深具悲天憫人的高尚情懷，都是了不起的人物。
在演講後的踴躍發問中，有人提到四川大地震，面對那些悲慘的場面，高先生會如何面對？高先生說他的心當中十分沉重，但作為一個作家，他也只能對不幸的事物作出內心的表述，作家不是造物主，他無力改變這世界，幸與不幸，也只好聽從上天的安排。高行健也提到，人對於社會有一種認知的渴望，同時也是對自我的認知，因此作者在此前提下產生。文學寫作便在作者真切的感動中，衍生出一種“有話要說而不能不說”的動力，且以作者切身擁有的經驗為基礎，在大眾認同的語言中尋找個人語言，並充分地表述尚未被詮釋的真實，在共同語言的基礎上，表述“不加引號”的自我感受。
高行健認為一個作家要說真話，一個作家的書得留下去，如果他的書不能留下去，那這個作家太短命了。一個作家得有這種意識，得讓自己的作品留下去，以至於他再看的時候不臉紅。這對作家創作是必要的。
三
高行健的小說和繪畫，顯然具有很強的禪宗色彩。他說：“我自己沒有宗教，但我不反對任何宗教信仰，宗教是一種精神寄託。我認為自己有的是宗教情懷。我常常走進寺廟和教堂，感覺非常自在、安詳。我想，宗教最重要的是悲憫心、敬畏心，它使我們不敢去隨意殺人。人也必須承認，自己是脆弱的。尼采的反上帝言論是不正確的。”
近年來高行健在多次的訪談中，不斷把中國的禪宗大師慧能抬到很高的地位，甚至還兩次在臺灣和法國馬賽搬演長篇詩劇《八月雪》以表示對他的尊崇。
高行健說；“我是第一個把慧能提高到世界平臺上來看的人，過去很多人只把他當宗教人物看，其實他不只是東方的大思想家，也是世界的大思想家。”
他說：“過去中國思想界只把慧能當做一位宗教革新家，其實，他是一位思想家，甚至是一位大思想家，一位元不立文字、不使用概念的大思想家、大哲人。慧能還提示一種生存的方式，他從表述到行為都在啟示如何解放身心得大自在。他是東方的基督，但他與聖經中的基督不同，慧能不宣告救世，不承擔救世主的角色，而是啟發人自救。提出這樣看法的，我想我是中國第一人。”
劉再復認為： 高行健的“觀自在”，得益於禪的啟迪。禪宗的“明心見性”，其要點是開掘“自性”（《六祖壇經》：“萬法從自性生。”）。高行健在禪的啟發下通過對生命個體脆弱性的揭示來肯定個體生命的價值，肯定人性弱點的合理性，從而給予生命最大的寬容。高行健與卡夫卡相似：他確認人性的脆弱。他筆下的人，既經不起壓力，也經不起誘惑；既經不起潮流與風氣的挾持，也經不起孤獨的空寂。呈現這種脆弱，便抓住了人性的真實。 在他的作品中，無論小說、劇作、繪畫、電影都是只作描述，只作呈現，不作價值結論。作家僅僅是見證者、觀察者，不充當審判官、裁判者的角色。禪宗的“不二法門”（《六祖壇經》：“善惡雖殊，本性無二。”），對於高行健來說，就是不作是非、善惡、真假、高低、內外等世俗判斷和理性判斷。
高行健認為，一個藝術家，只有超越現實功利時候，才能創作出新的審美價值。法國作家及電影工作者邁勒卡對高的電影創作也推祟備至，他曾參與編、導並主演高的首部電影《側影或影子》的製造，認為這部作品的藝術超越了許多當代的電影編導而屬於未來，超越他的同代人並找到自己的路，一種結構與詩意的超時代組合。
四
高行健自從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之後，在華語文化圈內，特別是中國大陸文化界，激起了巨大的波瀾。對他的得獎，褒貶不一，對大陸著名作家一向不假辭色的作家王朔，卻顯得意外的溫和，覺得高行健非常了不起。莫言認為高的得獎，是漢語的光榮，貶低他也正是在貶低自己。當局對他初時批判，繼而封殺，最近溫和多了，但亦只是不聞不問的態度。張閎對官方的態度是頗有微詞的，他說“本來，中國文化當局完全可以利用一下這件事的，對外擴大民族文化的國際影響，對內增加文化上的凝聚力。可他們現在的做法卻大失人心。不僅讓國內民眾感到失望，也得罪了瑞典人，得罪了法國人，更得罪了需要文化榮耀感的海外華人。”雖然並不儘然同意這種說法，但中國當局對高行健獲獎的態度，我也難以理解。在海外漂流四十餘年，雖時時心系故國，然遠隔重洋，觀感難免與國內疏離，也不知道能否旁觀者清？任何事物的進展都有一個過程。我深信，不久的將來，高先生的大量作品，將為中國接納，並讓國人引以為傲。
目前應“是開綠燈的時候了。”潘耀明先生的這句話很有道理。
蒙潘先生相邀，筆者夫婦得以參加會後宴請高行健伉儷的盛筵。坐中多是來自世界各地及香港文學藝術界的精英，作為文學小學生，能敬陪末座，與有榮焉。座中各位妙語連珠，幽默風趣。潘先生輪流邀請大家發言，中以李歐梵教授最為風趣，只聽他說：高先生哪，你既是大文豪，大劇作家、大畫家，如今又是電影編劇導演及主角，下次作電影時，你做主角，請我做三分鐘的壞蛋好嗎？他一句話哄得滿堂大笑。我靈機一動，請旁座的明報總經理高級主任彭潔明小姐向高先生傳話，說我欲撰文報導盛會情況，是否可請高先生和我單獨照相留念。正說話間，忽聽到潘先生點名要我上台講話，我的腦子好像被電擊了一下，一片空白，拿起麥克風，胡言亂語，顛三倒四，不知所云。回到坐位，只見夫人噘著嘴道：“你是不是講的自製法語，怎麼我一句都聽不懂？”我低聲答道：“我是念北島的朦朧詩，你不夠深度，當然不懂。”
夜巳深，賓主盡歡而散。無意中我和高先生一同步出大堂，看著他清瘦的面龐，一時心有感觸。我問：“高先生近來身體可好？”他答道：“尚好。”我說：要多保重才是。”
握手道別後，望著哲人漸行漸遠的身影，心想盛筵難再，不知何日才能相見，一時感慨萬千，久久不能自己。
注
1、劉再復：《高行健：一個人的 聖經跋》
2、高行健《文學的理由》，明報月刊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