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回顾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历史时，我们就会很自然地怀着崇敬和感激的心情想到曾敏之先生。因为曾敏之先生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第一只春燕，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主要的播种者之一。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历史的展开，是与曾敏之先生的倡导、先行的实践和积极推动是分不开的。” 这是我在《见识、勇气、力行一一华文文学研究播种者曾敏之》一文的开头。这也就是说，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长长的历史足迹从曾敏之先那儿起步，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历史足迹是与曾先生的足迹叠合在一起的……
下面，我想追寻一下曾先生的这些足迹，探视这些足迹中所涵盖的意蕴。
一
曾敏之先生倡导和推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巨大贡献，概括地说，是在三个方面。
首先，呼吁关注海外华文文学是曾敏之先生率先提出的。1978年底，在广东省召开的创作座谈会上，在香港工作了几个月的他，做了题为“面向海外，促进交流”的发言，郑重呼吁关注港、澳、台和海外华文文学。他在分析港、澳和东南亚汉语文学的基本情况后，着重阐述了三点：即要拨乱反正，文学交流最能见成效；要打通内外交流的管道，文学交流最容易被接受；港澳回归，台海统一，要从文学交流着手。曾敏之的发言语惊四座，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广东省作协这个创作座谈会，当时在中央工作的周扬、夏衍、张光年、林默涵以及全国许多文艺部门的负责人都参加了，因而是有全国影响的会议。在这样的会上，曾敏之超前地提出了这么重要的议题，理应受到会议的主持者的重视；然而由于认知的差距，却引来了警惕的目光。一位在广东和全国都有很大影响的老作家就说，曾敏之到香港后，满脑子都是资本主义文艺，要注意呢。他还对曾敏之作了善意的“警示”。也许是受制于这位老作家观点吧，广东省作协机关刊物《作品》刊登了许多作家发言的全文或摘录，就是没有刊登曾敏之的发言摘录，座谈会长篇报道，对此也只字未提。当时，寒冬虽已过去，毕竟春寒料峭！然而曾敏之没有因为“春寒”和好意的“警示”而退缩，而是坚信自己认识的正确，并且率先展开了对台、港和新、马、泰华文文学创作的介绍和评论。1979年1月，他写了开评价港澳和世界华文文学先河的《港澳及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
继《港澳及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之后，1980年初，曾敏之又以《海外文情》为总题，撰写评价台港和海外华文文学的文章，在北京《光明日报》、上海《文汇报》、广州《羊城晚报》发表，对包括白先勇、於梨华、刘以鬯等二十多位作家进行点评，引起了内地文学界和学术界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关注。同时他相继编辑出版了《香港作家散文选》（1980）和《香港作家小说选》（1982）。他在为这两本选集写的序言中，继续阐述他“面向海外，促进交流”的主张。
第二，曾敏之积极组织推动内地展开华文文学的研究。1979年春，他建议暨南大学中文系开展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学会成立时，他又建议成立港台文学学会分会。他利用在港工作之便，为暨大中文系采购图书资料，分别担任了暨大中文系港台文学研究室主任，和当代文学学会属下的港台文学学会的会长。自此，曾敏之以研究室主任和会长的双重身份组织推动港台和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曾敏之组织推动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1982年6月，在暨南大学召开了首届全国港台文学学术研讨会。他和秦牧共同主持了这个会议，并做了主题报告。他深入分析了港台文学的现状，为港台文学研究提出了中肯的参考意见。这次会议，是港台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拓荒者的聚会，有来自两岸三地三十多位代表参加，出版了论文集，首次体现了自1979年以来内地研究港台文学的成果。它的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港、澳、台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历史的过程真正开始了。这个会议在中国内地研究者分散的群体中，投入了一颗磁性内核，使这个群体逐渐聚合。至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已经延续了25年，开了十四届，第十五届已在顺利筹备中。这个研讨会所以能顺利延续，也是与曾先生的努力分不开的。正因为这样，曾敏之先生受到内地文友的拥戴，与萧乾先生一起被推选为筹委会主任，领衔筹备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从第六届庐山会议筹委会成立开始，历经十个年头的努力，学会终于获得批准，而曾先生的努力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第三，创建香港作联，凝聚、团结不同政治信仰和艺术观点的香港作家，推进香港的文学创作，为促进内地与港、澳、台和海外华文文学交流打造平台。我虽身在内地，不是香港作家，但也能直接感受到香港作联的历史作用。如1986年深圳“第三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后，到1988年夏天还无单位接第四棒。这时，曾老对我说，“国际学术研讨会已有好的开端，它的历史进程不能中断。”他希望复旦能接下第四棒，并表示香港作联可以给予部分经济赞助。1989年的复旦的会议，就是在香港作联和曾先生的精神的物质的支持下顺利召开的。1994年，香港作联与复旦大学台港文化研究所联合召开了香港作家创作研讨会。2002年，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成立后，香港作联又出钱出力，与学会和暨大、复旦联合在上海召开了“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我直接感受到的。香港作联创办《香港作家》杂志，出版会员的作品丛书，组织研讨会，组织课题研究，成绩实实在在。至于大型的颇具影响的交流活动，则可以在它成立十五周年时出版的活动纪念文集《文旅》一书中找到见证。香港作家联会“集共具良知的爱国之士，为探索，推动两岸三地的文化、文学事业迈向健康发展作出一点贡献。”历史确实是这么写成的。去年，当感到外部条件已经成熟，他又与刘以鬯、潘耀明先生一起策划推动，筹备了15年之久的世界华文文学联会终于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的交流，又打造了一个香港平台。他和刘以鬯、潘耀明先生一起，分别被海内外会员推选为会长和执行会长。这些都是就近的事。
二
在推动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和交流中，曾敏之先生履齿苍苔，足印深深。而烙印在这深深履痕中的，则是他的敏锐，他的责任感；他的博大胸怀和远见卓识；他宽阔的艺术视野和不求虚名、锲而不舍的实干精神。
曾敏之在建国以前就是著名记者，感觉敏锐，笔锋犀利。在重庆《大公报》时代，他采访方先觉，曾轰动山城；采访中共领袖周恩来，更是使他名闻遐迩。他热爱中华文化，学养深厚，也有学术的敏感。他追随中国传统的仁人志士，健笔报国，对国家和人民有着高度的责任感。他在1978年率先提出文学要“面向海外，促进交流”这个议题，就是源于他的敏锐和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1978年10月，策躯受命，赴香港担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代总编辑）后，他就想到，新中国建国以后，由于敌人的封锁和自闭，国家与外部世界相当隔膜，香港当时是我们国家瞭望世界的窗口，掌握舆论阵地，正确宣传国家的方针政策，促进文化交流，不仅涉及到国家形象，还涉及到加强与港、澳、台同胞的联系和沟通，增进他们对祖国的了解，增进民族的和谐和融合，促进整个华文文学艺术的提升，为港、澳的回归和祖国的统一，做思想文化的铺垫。他觉得这项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他义不容辞。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广东作家创作座谈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如前所述，尽管他的发言没有得到作协领导应有的重视，但他既不计较，也不气馁，而是按照自己的认识勇敢实践。他写《港澳及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完全摆脱了中国内地长时间的艺术教条主义的束缚，高瞻远瞩，以宽阔的艺术视野，珍爱、期待、开放包容的心态，介绍台、港文情，审视和评介台港和海外华文作家和作品。在介绍香港文学时，侧重介绍了吴其敏先生主编的纯文学刊物《海洋文艺》。在武侠小说、商业消费文化、乃至色情垃圾充斥的香港、纯文学刊物是很难生存的；但是在吴其敏先生的热忱和坚持下，《海洋文艺》已出版了六卷，还出版了《海洋文艺丛书》。曾敏之为吴先生在艰难挣扎播种的文学精神所感动，亲自到编辑部拜访了吴先生。赞赏吴先生“似一个哨台的战士，守望于南疆”并当场题诗：
高楼纵目对汪洋、此是平安旧战场。一自文星辉大泽，伫看汉德代搀枪。
他积极评价了《海洋文艺》的倾向：“《海洋文艺》刊登的小说作品大多反映海外的社会现实生活，散文、诗歌也令人感受到海洋的气息；研究则遍及现代与当代的作家作品，特别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老作家很受重视。对古典文学，也有研究专文，唐诗、宋词颇为海外人所欣赏，研究专文也就偏重一些。”“《海洋文艺》在寂寞中逐步走向喧嚣的国际领域，已远销到东南亚各地去了。”
他介绍了适合中学生阅读、在寂寞中走过了十四个年头的《当代文艺》。披露了香港文学作品出版的讯息。继三十年代上海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大系》之后，香港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出版了《现代文艺丛书》，以及自“五四”至三十年代诸多作家的作品选集。香港大专院校，也选这些作品作为文学教材。
在写到新加坡的华文文学创咋时，他指出，南洋大学是文艺的主要阵地：“南大师生组织了中国语文学会，出版了《北斗文艺》、《新生》纯文学月刊。新加坡大学也组织了中文学会，出版《激风》月刊”。研究方面则偏重于古典诗词和鲁迅的作品。而马来西亚的《赤道诗刊》和《大学文艺》，“反映了当代（当时）马来西亚（华文）文艺的动态。前者出版过《鲁迅纪念专页》，也辟了《中国诗选》一栏，选载了贺敬之、袁鹰、严辰、梁上泉的诗。”《大学文艺》是马来西亚大学华文学会编辑的，以发表马大学生的作品为主，研究侧重于鲁迅与“五四”时代的作家作品。在泰国，《泰华文学》月刊反映了泰华文艺思想的动向。“在观念上接受祖国文学思潮的影响，但也把创作植根于客观生活现实。”它号召泰华文学作者要反映“泰国现实社会”“亲切地体会泰国民族的风俗习惯”。它满怀信心地宣布：泰华文学正在“播种”，“是三月的桃树一一开花；是四月里的杨梅一一结果；沙漠里的仙人掌一一常青。”曾敏之赴港3个月，在编务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挤出时间，广泛阅读，于1979年1月，写成了这篇鸟瞰港、澳和新、马、泰华文文学的文章。为多少年来完全隔膜于外部世界的大陆文坛，打开了一扇瞭望天光行云的窗子，使大陆的读者，也能看到外部世界朝露滋润的朵朵鲜花。
与此同时，曾敏之连续编选出版了《香港作家散文选》（1980）和《香港作家小说选》（1982）。他在为这两本选集写的序言中，继续阐述他“面向海外，促进交流”的主张。他动情地说：“能为沟通香港与内地文学交流略尽绵力，我是引为荣幸和愉快的。而花城出版社之重视文学交流，对香港文学的研究与发展，将是具有深远意义的贡献。”他中肯地评论香港作家散文和小说创作的成就。“其实香港这个海岛并非仙山，也非莽泽；生活在这里的人，都经历了人间各种的遭遇，自有其喜怒哀乐的情怀，他们对祖国更有一片赤子之心。这本选集是以散文这种形式反映了这里的现实生活和社会情绪。作家们以敏锐的触角、人道主义的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从不同的感受、角度写出了香港社会的真实。”香港作家的小说集“多方面地反映了香港的社会生活，不论是人物的悲欢离合、都市的风情、下层劳动人民的遭遇……都在小说中……作了反映，让我们看到了被称为‘东方之珠’的香港所呈现的众生相。”
在两篇序言中，曾敏之还对两个在当时来说还是相当重要的问题进行了辨析，提出了自已的看法。一是文学内容与文学技巧问题。他对长时间以来形成的、避谈文学技巧，偏重内容的偏向提出了批评。“其实，作家选定了题材之后，就必须寻找适合于表现题材的形式。内容固然决定形式，形式反过来也会影响内容，这种辩证关系是不可割裂的，愈重要的题材，愈要高超的表现形式。我们固然否定片面追求外在形式效果的创作倾向，但也不能忽略艺术形式。”他认为“香港作家较少受教条主义的束缚，因而他们在创作上的表现形式是有参考作用的。”这针砭文艺界时弊的论述，是文艺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是对文艺教条主义的批判。二是关于所谓的“文化沙漠”问题。针对有人说香港是“文化沙漠”、纯文学难以发展的说法，他指出，香港“也有一批抱着严肃的态度从事文学耕耘的朋友，他们在艰苦中拓荒、播种，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可是时代毕竟向前，形势在变化，《香港作家小说选》的出版就可证明他们的耕耘、播种正在开花结果。”“向前看，我相信香港文学的前景有着灿烂的明天。”曾敏之的这两篇序言，对内地读者正确认识香港文学，起着不可或缺的引领作用。
曾敏之先生，对组织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有很明确、很深刻的认识。他曾对我说过：做学问，特别是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类，主要要靠个人的钻研和努力，但是群体的作用、社团组织的作用也是极其重要的。因为群体和社团可以通过组织活动，在内部沟通信息，交流心得和成果，达到互相影响，互相促进、互相激励，在思想碰撞中获得学术研究的进步和升华。同时可以运用学会组织的平台，组织内外交流。所以在台、港、澳文学研究开始之时，他就提议筹建学会。中国世界华文文学会筹委会成立后，他和萧乾先生领衔负责筹建工作。由于他团结筹委会一班人进行了锲而不舍的努力，最后获得国务院相关领导的支持而终于获得批准。学会成立时，因为年龄的关系，他只能担任名誉会长。对此他欣然面对，而且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学会的工作。学会有重大决策，只要会长征求他的意见，他都会坦然建言。一心为学会，事业至上，而无任何个人考虑。胸怀博大，令人钦佩。
曾敏之先生重承诺，重实干、重实绩。比如世界华文文学联会的成立，他就多次说过，这件事一定要把它做好，因为这是他的心愿，也是海内外许多华文文学作家的心愿。他说：“1991年的研讨会上成立了筹委会，海内外文友推选刘先生和我为筹委会主任，我们也接受了，接受就是承诺，所以在客观条件成熟之时，一定要把这个联会成立起来。”他一再强调说：“这是海内外华文文学作家的心愿”。曾先生说得不错，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邓友梅先生的一段话，就是最好的证据。邓先生说，他到过的国家都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文创作，这时他想，“如果某个地方组织世界华文文学的联络机构，为各国各地华文作者沟通消息展示作品提供服务，该有多好”。“最适宜建立这个机构的是哪里呢？我最看好的是香港。”2006年入春以后，曾先生就双脚疼痛走路不便，但他依然策仗而行，奔走于粤港之间，与刘以鬯和潘耀明先生等磋商筹划，把世界华文文学联会成立了起来。“联会”的会刊《文综》杂志也已刊行于世。今年10月还组团访问了新、马、泰三国，与三国的文友进行了交流，“联会”的实绩已经开始显现！。行笔至此，我想起了曾先生在“联会”成立大会上感人的讲活，他说：“刘以鬯先生15年前的倡议今天实现了，值得高兴！我已老了，但仍要鼓余勇以追随大家，为华文文学贡献微薄之力。”在我看来，这哪里是微薄之力？现今，曾先生是将全部心血交给了华文文学事业了。
最后，我想引用我们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教授《贺曾敏之先生九十大寿》贺词中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先生倡导研究华文文学，开风气之先，尽拓荒之责。组织推动，尽心尽力。登高振臂，凝聚文友，促华文文学内外交流，期旺旺然成就伟业，扬中华文化之精华，贡献于环球之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