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2007年6月號《前哨》雜志，刊登了一篇標明「北京來稿」的雜文——《曾敏之先生的會長「癮」》，作者是中國社科院文研所的袁良駿教授，讀之不禁令人驚訝。這不是說袁教授寫雜文叫人驚訝，而是驚訝於袁教授意在諷刺和挖苦曾敏之先生，但卻作賤了自己。
曾敏之先生是袁教授確認的「沒齒不忘」的文學前輩，這是有書證的。書證就是袁教授所著《香港小說史》。在此書的《跋》中明寫著：「文壇前輩劉以鬯、曾敏之、羅孚諸先生一直關心這本書的進展，在我數次赴港搜集小說作品史料時，都得到了他們熱情接待和寶貴意見。」 「香港作家聯會創會會長曾敏之先生在百忙中還為本書題寫了書名……為本書增添了光彩，這都是我銘記於心、沒齒不忘的」。對「沒齒不忘」的文學前輩曾敏之先生，不是不可以批評，但批評至少應當是善意的，實事求是的，然而袁教授卻遠離了這一點。
袁教授在文章的開頭，把曾敏之先生所謂的會長「癮」與嫖娼癮、賣淫癮、吸毒癮等下三爛扯在一起，暗示會長「癮」也如同這些行為一樣令人不齒。就文論文，這也是引喻不當，類比離譜。就文論德，這至少是不厚道，說得確切些，是尖酸刻薄。僅此一點，就足證當年所說「沒齒不忘」的虛偽。也許袁教授自覺過份，從而玩一點文筆小技巧來對此進行淡化和掩飾：「畢竟是騷人墨客，『癮』也與眾不同」。「騷人墨客」一詞可作正解，然而當袁教授將之與那些下三爛牽扯一起時，那麼，這個「騷人墨客」也就只能如同歷史上存在的笑吟風月，玩弄人生的失意文人一流了。
曾敏之先生是文壇所敬仰的老報人、老作家，他創辦香港作家聯會，推動成立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和香港世界華文文學聯會，目的是崇高的。那就是為了促進香港作家的團結，促進中國內地與港、澳、台和世界華文文學界的交流，以繁榮華文文學的創作和研究，弘揚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對懷有這樣的文化、文學精神的曾敏之先生，袁教授竟然將之歸為笑吟風月，玩弄人生者流。
袁良駿教授是中國社科院文研所的學者，當然懂得論文說事應具有科學精神。科學精神的核心就是實事求是，就是要弄清事實，去偽存真，而不是相反。然而，就袁教授此文而論，他離科學精神真有十萬八千裡之遙。袁文說：「大約二十年前曾敏之先生創建了『香港作家聯會』，自任會長。後將會長『禪讓』，自任『創會會長』。」何謂「自任」？那就是說，該會沒有章程，或有章不依，不經協商、推舉、選舉等任何合乎章程的程序，而擅自宣布登基就位，自任會長。然而曾先生的會長是「自任」的嗎？
香港作家聯會是一個嚴肅的文學團體，發起創會者有包括金庸等在內的31人。它有會章，會員入會、理事會理事和會長的產生都依章行事。聯會成立之初，因會員之間大多互不了解，理事候選人都有情況介紹，讓會員在了解情況的基礎上推舉理事會理事。會長產生，則由理事會提出候選人多個甚至十幾個，然後由理事進行無記名投票產生。按會章規定，會長任期兩年，可以連選連任。曾敏之連任四屆，每屆均高票當選，其中一屆是全票通過。第五次換屆選舉時，絕大多數理事仍要他連任，但在他堅決推辭的情況下，選舉產生了新的會長和執行會長。理事會一是為了尊重曾先生創會的功績，二是為了對他有所借重，希望他能繼續發揮溝通上下、協調各方關系、團結各方人士、參與聯會的工作，而循香港許多機構（包括公司，聯誼會等）設創會主席的慣例，通過正常程序推舉曾先生為創會會長。總之，無論是「會長」和「創會會長」，都不是曾敏之「自任」的，而是香港作家聯會會員和理事會通過選舉和推舉所賦予的，是對曾先生人品、文品和凝聚力聚合而成的人格魅力的肯定。袁良駿教授妄顧事實，信口開河，用兩個所謂「自任」來詆毀和貶損文學前輩的形象，真不知道是何用心？
袁文說，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不是袁教授所誤記的什麼「研究會」）正式成立，「曾先生的（籌委會）『主任』亦改為會長」，接著還酸溜溜地語含譏諷地說，「大陸的『世界華文文學研究會』要由港人曾先生當會長，足見曾先生之德高望重。」這更是袁教授的夢囈式的信口雌黃。
成立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早有醞釀，但召開了第一次籌備會議，是1993年在廬山第六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期間。參加這次會議的大多是各地較早介入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且做出一定成績的學者。會議決定成立學會的籌委會，基本確定了籌委會的班子。誰來當籌委會主任？籌委們從文壇資望、影響和有利於對外交流諸方面考慮後，一致推舉兩位文壇前輩蕭乾和曾敏之先生出任籌委會主任（蕭乾先生欣然贊同）。此後籌委會着手向民政部申請報批，但由於當時某些全國性學會出了這樣那樣的問題，民政部正在進行整頓。世界華文文學學會是全國性的涉外的學會，民政部更為謹慎。後來在國務院相關領導的直接關懷下，民政部才正式進入審批程序。所以，這個學會從申報到批准，前後經歷了8年時間。在8年裡，特別是蕭乾先生逝世後，曾敏之先生主持籌委會的工作。他團結全體籌委，堅持籌劃兩年一屆的世界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促進華文文學交流和研究的發展，特別是在學會闖過申報批准的難關上，他起到了關鍵性作用。而且為便於學會的運作，曾敏之先生建議將學會歸口於國務院僑辦管理，掛靠在暨南大學。更為重要的是，當民政部有了批准成立學會的明確意向時，在2000年汕頭第十一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期間召開的籌委會會議上，他即明確提出：他的歷史性任務已經完成，往下的學會領導班子的醞釀，成立大會的策劃等等，請原籌委會副主任饒芃子教授主持。由於曾先生的堅持，饒教授接下了這個任務。不過饒教授敬重曾先生，有關學會的重大事宜，她總會征求和聽取曾先生的意見和建議。就這樣，2002年（不是袁教授所說的「前年」），學會獲得民政部正式批准，同年5月，成立大會隆重召開。會議依循章程，選舉產生了理事會。理事會選舉饒芃子教授為理事長，推舉曾敏之和張炯為名譽會長。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從籌備到成立的整個過程就是如此。這是學會理事都可以作證的。何來袁教授所說的曾敏之「改任『會長』」？袁教授是這個學會的副監事長，學會會務應有所了解，可是他「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無驗而言之」？這當然也很痛快，但要知道，這麼做不僅無端貶損了你「沒齒不忘」的文學前輩，也是對學會全體理事和學會本身的侮辱。
至於香港的「世界華文文學聯會」，那是去年而不是袁教授所說今年成立的。1991年，香港作聯召開了一次台港暨海外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這個會上，劉以鬯先生提出了成立世界華文文學聯會的倡議。倡議獲得了與會的世界華文作家和評論家的支持，並且成立了籌委會，劉以鬯、曾敏之兩位文學前輩任籌委會主任，着手籌建聯會；但由於種種原因，聯會的事一直拖著，而海內外籌委則多次催促，希望盡快在香港籌建一個海內外華文文學界進行交流的平台。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劉以鬯、曾敏之先生再挑重擔，籌備成立香港世界華文文學聯會。曾先生竭誠希望年輕的朋友挑起會長之責，而年輕的朋友則要二老領銜，故在理事會上，劉以鬯、曾敏之先生被一致選為會長。但是曾先生向全體理事宣布，由於歷史延續，他再擔一任，往後，就要年富力強的朋友擔當了。老實說，據筆者觀察，這既是眾望所歸，也是勉為其難。何談什麼「會長癮」？！
更令人吃驚的是，袁教授的變臉之快。十年前，他對香港作家聯會的作用極為贊賞。香港回歸時，他在答《北京日報》記者問時說：「據我了解，改革開放以來，香港作家十分關注今天的內地文學，不少作家和內地作家有十分密切的聯系和友誼，內地文學的創作成就、文藝論爭，港島不少作家幾乎是『追蹤式』了解，香港作家聯會和《香港作家報》更起了重要的橋梁作用」。可是十年之後，袁教授變臉放言，警告香港作聯說，「有人對『作家聯會』模式提出了質疑，認為它繼承的是由『第三國際』（『共產國際』）、蘇聯作家協會、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衣缽，弄不好便成為宗派團體，勾心斗爭，絲毫無助於文學創作。」瞧，在袁教授筆下，「起了重要橋梁作用」的香港作聯，變成了無助於文學創作、甚至將成為勾心斗爭的宗派小組織了。這真是世道變幻，人心莫測了！這裡，筆者不禁要問袁教授。
你如明知香港作家聯會是香港這個自由世界的一個開放的文學團體，其三百多名會員中包括金庸、胡菊人、梁秉鈞、黃維粱、何沛雄、梁鳳儀等等各有自已政治信仰的人員，那麼你怎麼能把這個文學團體與「左翼作家聯盟」「蘇聯作家協會」「共產國際」扯到一起去呢？如果你並不了解香港作聯組織的實際情況，那麼是什麼動機驅使你如此胡言亂語的呢？難道你不覺得這麼做十分可笑和可鄙嗎？
香港有多個文學團體，你為何唯獨借所謂「有人」之口來攻擊香港作聯？是不是因為香港作聯團結了廣大香港作家，促進了內外交流，推動了文學創作和研究的發展，而損害了某些人的私心和利益？當今，某些與中國過不去的家伙，或死抱反華意識形態的少數人，以逢中必反的手段向主子討飯吃，而他們的手段之一，也就是無中生有地對一些人、事、團體「抹紅」、「抹左」。當然，筆者絕不會也不願把袁教授看成那一流人。然而筆者百思而不能解的是，投書於幾乎人所共知的有復雜背景的也幾乎逢中必反，不過反得技巧一些的《前哨》，用「抹左」的相似手法來攻擊香港作聯！筆者不禁要問，袁教授想討好誰呀？
不管怎麼說，袁教授是學者。學者應當懂得自重和尊重別人。扭曲事實，信口雌黃，來貶損「沒齒不忘」的文學前輩，對一個受到眾多作家尊重的文學團體進行無端的攻擊，還有一點自重與尊重別人的精神可言嗎？當下，有些人總想靠貶損他人來炒作自已，吸人眼球，抬高身價。這麼做，雖然也會得逞於一時，但終究會事與願違，自暴其丑於天下。袁教授想必也年近七旬了，於名於利也該「悠著的」了。否則作賤別人不成，反而自暴其短而作賤自己，那又何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