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日至24日，为期七天的第十八届香港书展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并首次设立主题为“阅读香港”，为此，主办方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亚洲周刊》第三度合作，邀请十几位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华文作家来到书展，为读者进行现场演讲，与读者一起“阅读”。
龙应台：“香港有很多抽屉没有打开”
香港书展第一天，台湾学者龙应台的演讲《香港十个没打开抽屉》揭开了第18届香港书展名家讲座系列的序幕，吸引了千余百名读者前来聆听，成为最受欢迎的讲座。
龙应台的演讲首先以一段20多分钟的纪录片《想一想香港：龙应台篇》开始。2003年8月，龙应台应邀到香港大学执教，于是，她把追忆喧嚣都市中的文化火种带来了香港。四年来，她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对象，面对不同阶层，叙述着同一个主题：在追遂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最大利益时，请留下传统文化中最美好的记忆；在不断拔地而起的群楼缝隙中，请留下创造文化价值的空间。 “有什么比老房子、老街、老树、老地标更能唤起人们共同的回忆，能激动人们共同的情感呢？而最深的记忆其实就是乡土之爱，可以缝补代沟的裂痕，可以超越政争的对立。”
接着，龙应台以自己在香港添马舰街拍的一组照片开始为听众打开香港未打开的抽屉。她说，这些只有一个中英文招牌、一位孤独的老人、一个裁缝、一个便利店、一个蛇果、一个街角的照片，我们都可以从中说出无数的故事，每一张照片都是一个未打开的抽屉，每个抽屉里又有许多小抽屉，在这条短短的添马舰街有着无数的故事。这里有香港人的生活，有生活就有记忆，有记忆就有情感、就有历史，而有历史才有未来。我在这里看到香港的市场史、街史、糕饼史、烧腊史、文言文史等等，这些都未打开的抽屉，在香港，这样的抽屉又那里只10个，还有很多抽屉没有打开。
莫言：香港文学更纯粹
1990年，第一次来香港的莫言，对香港的感觉是“非常陌生”，与大陆相比，他感觉香港是一个“物的天堂，文化的沙漠”。不过，今天的香港已经改变了在莫言心中的印象。由于担任今年香港文学双年奖评委，莫言集中阅读了一批香港作家的作品，对香港作家的创作水平和香港文学的状况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他发现，香港作家的创作水准一点不低于内地，他们的主题没有那么庞杂，但也有很多门类，而且还非常具有香港特色，甚至不少运用香港口语创作。从某方面说，香港文学的“纯粹性”还要胜于内地。相反，近几年，内地文学却朝着物化的方向发展，“物质开始极大丰富，文学却越来越萎缩，作家越来越明星化，读者则越来越粉丝化。”在谈到同来香港书展演讲的“学术超男”易中天、“国学超女”于丹时，他则以十六字作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有所得，皆大欢喜。”
对于书展期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中国当代文学的黄金年代已去，莫言回应说，这种说法较为片面。“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作家，80后作家总有一天也会对自己的局限不满意，会千方百计寻求突破”。有着着有二十多部长篇小说，八十多部中篇小说的莫言，此次在书展演讲是“我的文学经验”。他认为他的文学与他的经历密不可分，并认为成为作家与生活有关，与学历关系不大。
倪匡、郑丰：千古文人侠客梦
一位是年逾古稀仍不见老的武林前辈，一位是平静温和却出手不凡的后起之秀，香港书展第二天，倪匡、郑丰两大武林高手的“论剑”，刮起书展上武侠小说旋风。
今年七十有余的倪匡是香港书展的老客人，生性率直的他不断妙语连珠，惹来满堂笑声。他透露，最初他其实只是一个“续稿”人，当初，他的朋友若有谁来不及了写稿了，他就帮忙代笔，当初金庸写《天龙八部》时，也曾让他续笔，阿紫的眼睛就是他“弄”瞎的。对于读者问到写武侠小说需要什么条件，他风趣说道，虽然当初自己写武侠是为了钱，但其实写武侠的条件其实就是：天才、天才、天才！不过，当日讲座更吸引听众的却是倪匡大侠身边端坐的一位名门之后郑丰。原名陈宇慧的郑丰，其祖父是蒋介石时代的“副总统”陈诚，父亲是台湾监察院前院长陈履安。。
郑丰说，自己写武侠小说主要是受父亲的影响。十多岁时，父亲就送她金庸小说全集做生日礼物。“平时他甚少追问我功课进度，但一开口就是关心我读完武侠小说没有。”她刚出版的80万字的武侠小说《多情浪子痴情侠》，是其利用四个产假完成的，前后将近10年。去年，该作获得新武侠小说大赛最高奖“中华武魂”奖和“最受欢迎作品奖”的称号。郑丰说，“我知道武侠小说创作已经是个不大合潮流的梦想了，但我仍愿做此一梦，为武侠创作付出时间心血，只盼能为世间多写出一部可读性高的传统武侠小说！”而她也身体力行，尽管有四个小孩要照顾，但仍以“郑丰”的笔名“行走江湖”。
易中天、于丹：“我们不过是犯了游荡罪”
在大陆已成为“明星学者”的易中天和于丹，其影响力在香港也能感受到。在书展上，易中天的《品三国》繁体字版被堆放在显眼的位置，吸引不少读者前去翻阅。记者还注意到，在铜锣湾一家书店，易中天新书海报甚至比21日全球首发的《哈利@波特》终结篇《哈利@波特与死圣》的海报还要大上一倍。在香港会展中心走廊上，最显眼的两张宣传海报就是易中天和于丹的，上面分别用醒目的大字注明“国学超女”、“学术超男”。当有人问他们的观感时，易中天重重叹道：“我连反对的兴趣都没有了。”而于丹则坦然称自己不在乎，大家都会用自己熟悉的概念来总结一个现象，我只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不在乎怎么评价。
第一次将讲坛搬到香港书展的易中天和于丹，其现场演讲主题仍然有关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两人的讲座都通俗易懂、妙语连珠，吸引了大量的读者，但仍有人质疑其讲座的学术水准。对此，易中天调侃道，过去的问题是学院与民间之间风马牛不相及，当中缺少仲介、相对接的平台，我和于丹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在学院和民间两条道之间来来回回传话，“所谓的引起多少反响和轰动，其实就是犯了你们香港的游荡罪”。 于丹则说：“我是用一种生命感悟的方式去理解经典，而不是以学理的角度去解读经典。对於这样一种做法，当然也会有不同的看法。我希望把一个专业的体育项目变成全民健身，只要参与，心灵就会受益。”
虽然在《读城记》中，读过不少城市，但对于香港，易中天说：“我正在读，但还没有读出来！”面对香港万头攒动的场面，于丹说：“香港书展的盛况让我感动。这里每天从早到晚读者络绎不绝。”
张悦然、春树：我们的青春并不残酷
叛逆、残酷、张扬、大胆、开放、先锋这几乎是与“八零后”作家不可分离的字眼，19日下午，来自大陆的两位“八零后”作家张悦然、春树却在香港书展上对读者们讲述自己成长道路和写作道路，让读者看到了她们的真诚与真实的一面。
说起写作，张悦然有些感慨：“我的写作开始于中学时代，写在日记本上。我为什么写作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喜欢我。大家都知道，我们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家里都只有一个小孩，非常孤独，那时我以为写作能排解孤独，让大家都注意我、喜欢我，但我没有想到，写作却是最孤独的职业。”“我的小说好像是我的私生子，写一部小说，就像抚养一个私生子，这是自己的一个秘密。写小说，不像拍电影，可以有一个隆重的开机仪式，小说是一个自己的秘密，一个自己的事业。”
与张悦然比较起来，春树更加率直、尖锐。她说，自己当时写作，是因为初二的时候暗恋上自己同年级的一个男生，于是就开始写那种青涩的小说。高中辍学然后专门写作、玩朋克、出唱片、拍半裸写真集、演恐怖电影，春树的生活似乎有些离经叛道，但春树的讲述十分坦然平静，她说，写作对我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事，电影、唱歌排在它前面，写作只能排到第十位。一位儿子与春树同龄的读者妈妈听后，当场对春树说，我的孩子几乎和你一样，我现在开始理解他了。
梁靖芬、胡淑雯：小说家在乎什么？
“小说家在乎的事”是19日下午马来西亚华文作家梁靖芬和台湾作家胡淑雯两位香港书展嘉宾，为读者讲座的主题，然而面对这个“小说家”这个称呼，两位作家都表示无法安然接受。梁靖芬说，“我一紧张就咬舌头，昨天我身边坐着莫言，这差点让我咬舌自尽！”于是，梁靖芬决定说说她所在乎的作家在乎的事。她说，天真而善良的人写诗，天真而非善良的人写小说，小说家都是非善良的人。但其实小说家更在意天真。史铁生在一次演讲中曾经引用韩少功的一句话，想得清楚的时候去写散文，想不清楚的时候就写小说。她还以一位匈牙利作家为例，说小说家他们所在乎的事情，所写的事情是那些不可能了解的事情，这中间有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让我着迷，常常一拳把我击中。
不过，同样做新闻编辑的台湾作家胡淑雯却认为，小说家是通过虚构来对现实进行报复。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的胡淑雯，曾任一年记者、六年新闻编辑、四年专职妇女运动。去年出版小说《哀艳是童年》，开篇以“该要怎样，对待一枚阴蒂？”破题，引起了争议，也引起人们的好奇。对此，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想问我生活中是不是也这样，好像快乐与温柔理所应当地就会和尖锐、犀利、愤怒对立起来。”胡淑雯透露，目前她正在专注于新书《台北人》的创作，与白先勇的名作《台北人》不同，胡淑雯对自己的新书的定位是：“我希望自己能有能力表现台北人的心理真实，与台北这个城市的特殊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