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文章須言之有物，這相信是文學中人的一個共識。這“物”指的是文學的內容，或文學的實質、實體。
但文學的內容，仍然可以是很廣泛的，或是講人，或是述事。而講人述事，或以理勝，也可情濃，“有物”的標準又是甚麼呢？
講人述事，論理表情，都源自作者的心靈活動，“言之有物”，顯然與作者心靈的思想和情感有著密切的關係。
其中尤以思想，比情感更為基本。沒有思想的情感，不外是一些廉價的眼淚和嬉笑，毫無深度，意義不大。
又或者，思想和情感，根本是互動的。作家不是冷冰冰的電腦，只能做推理和運算。作家是人，人會思想，但人也有七情六慾。因而“言之有物”的作品，有思也有情。
思想之於文學，是內在於生命的智慧活動，通過情感的筆觸，寫出生命的旋律。由於文學是人生的反映，所以文學不能不對人生有深刻的觀察和體驗。要言之有物，視野必須擴大，生活領域必須拓展。有情感而無思想的文學，難免流於膚淺。我們讀屈原、李白、辛稼軒、關漢卿等作品，或是西方的莎士比亞、哥德、拜倫等文學，難道不會同時體會到其字裡行間背後的思想嗎？
中國的文學思想，表現於儒家，是仁愛的情懷、道德人格的典型，其中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是其表表者。表現於道家，是愛好自然或田園，樂天知命，向天人合一的境地尋歸宿。例如陶潛的詩，以其歸真反璞的個性，超然物外的精神，安詳地倘佯於大自然的懷抱，將現實的憤懣和時代的紛擾，化作了山光水色，確是有思有情、言之有物的佳作。
在西方而言，追溯至古希臘的文學，自荷馬的詠史詩始，脈絡相承，宣揚了以人為中心的人生觀。古希臘史的文學內涵，可媲美司馬遷的《史記》，文采醇厚甘甜，洋溢著真善美，難怪大文豪哥德給予讚揚，謂古希臘史“是一部立法者、哲學家和詩人的風采錄”，“一部生動活躍的‘人的歷史’”，因為言之有物，可以給人的靈智帶來光明，也為人生的罪惡污垢加以洗滌。
——原刊《文采》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