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Writers

一個禮拜前，潘耀明兄跟我說今天作聯有一個聚會，讓我來吃飯講幾句話。我沒想到是這樣隆重的場合，沒有作好準備。

這次正好是我的家鄉福建文聯代表團來港，藉此機會，先講一點有關福建文化的幾件事，以表達我對故鄉的情感，也算是鄉愁吧！

中國近代以來，我把這個近代往前推到明末，認為福建有幾個影響中國的大文化人，他們對我自己心靈的影響也非常大，首先是李卓吾。2005年，我到日本愛知大學訪問的時候，日本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學者，名叫溝口雄三，他專攻中國近代思想史，認為我們福建的李卓吾是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第一位思想家，是他第一個提出以個人為本位，為核心價值的現代思想。儘管我和溝口教授的理念有所區別，但他作為日本當下思想界的權威，把中國近代思想的開創者界定為李卓吾，我也很高興。第二個、第三個大文化人是誰呢？康有為有一首詩說：「譯才並世數嚴林」，認為近代有兩位曠世翻譯奇才，一位是嚴復，一位是林琴南。他們對中國近代的歷史面貌影響非常大。嚴復的《天演論》，開啟了一個新的思想時代，它標誌着中國「民族國家」意識的覺醒。林琴南在五四運動時被認為是保守人物，其實他只是在語言上反對廢除文言文，而思想卻很開放很先鋒很了不起，他不懂外文，卻和另外五個人合作翻譯了184部西方小說，真是一個奇蹟啊！當然有22部沒有出版，只出版了162部，但已影響了當時無數中國知識分子。第四位是冰心，整個中國現當代文學產生了三個大的精神模式，第一個模式是「救救孩子」，這是魯迅先生在《狂人日記》中提出的。第二個模式是冰心的「孩子救救我」，豐子愷等作家也屬於這一模式。第三個模式是高行健的「救救自己」。我常說，我有兩個母親，一個是生我養我的母親，她給我物質的乳汁。一個是冰心，她給我精神的乳汁。僅僅這四位大文化人，就值得我為我們的家鄉感到光榮。

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前，我一直在寫一篇以都巿男女的「情與愛」為主題的小說，可是地震發生後，這篇小說寫不下去了。那些日子裡，我一直在關注災情，上班時看着新聞台，回到家又不眠不夜地追看網上的報導和短片。我的心好像回到了曾經生活過的故土，我為那些受苦受難的同胞而揪心難過，為他們而流淚。面對那些驚心動魄的災難畫面，還有災民失去親人與家園的悲慘場面，我才感到自己手上的這隻筆是如此的無力，寫下的文字又是那樣的蒼白。在災難面前，人的生命突然顯得那麼脆弱，不管你生前有多少榮耀，在這一刻都變得如一隻螞蟻那麼輕賤，而正是在這樣的時候，我們才又看到了人間的大愛和生命的可貴。

今天我講述的是“創作之路”，這是引自魯迅的小說《故鄉》，裏面說“路，本是沒有的，但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我不知道文學的路有沒有這麼多人走，但還是有一群人不間斷地走著，我則踏上了一班列車。其實說創作是一條路，只是一個隱喻。爲什麽創作不是建一座大樓、建一座廢墟，甚至是潛水呢？我喜歡“路”這個意象。究竟路是怎樣走出來的呢？今天請容許我說得抽象或者哲理性一些。前幾天我和葉輝先生在這個房間也做過一場分享會，房間的窗簾是拉開的，可以看到外面的維港景色。就好像玻璃一樣，很多時候人們說創作是為了溝通和表達的慾望，但對我來說，這並不是第一的，這其實並不像是玻璃，而是一面牆，讓人面壁。這樣說可能會有些誇張，但這是一個面壁的過程，有些像自轉。也許我們長大後就很少這樣玩，但小時候大家可能都玩過自己團團轉，然後閉起眼睛，你會覺得周圍的事物都在轉動，連自己也分不清是這個世界在轉動還是自己在轉動。我覺得創作最初是一種，說得浪漫一點就是自我傾述自我傾聽，說得傻一點就是自言自語，這其實是一個禱語，一個禱告。而思考與文字，我覺得它們是最高級的麻醉品，一旦嗑上了，從此就沒有辦法放下了。其實說這條路，我自己創作了十幾年，這是我第四本半小說。我自己覺得，創作的路要回頭看才能清楚回顧，是要回望的。如果人類歷史有所謂的史前史的話，我覺得創作之路的開始是比下筆寫東西要早的。我很清楚的記得自己第一篇小說發表是因為文學作家劉以鬯，他很多次讓我發表作品，這是1996年的時候寫的。但是如果說是創作之路，其實是可以往前推到我的作品正式發表之前。我會列幾個keyword。

◎

首先感谢香港作家联会对福建省文艺界发出的邀请，这使闽港两地文艺家有了一次深入交流的机会。各位香港作家朋友以及访问团的成员从形式建构的角度提出了加强闽港两地合作交流的意见，我觉得都十分可取；秀实先生尚提出从“文学的角度”来看闽港两地的互动。我想谈两点意见：
关于《台港文学选刊》介绍香港文学的问题，我承认多年来，《台港文学选刊》尽管努力推介香港作家的作品，但离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这一方面是受限于刊物总体运行的情形不够理想，无法加大刊物的篇幅，而在地区的含括上，还要面向台湾、东南亚、北美、欧洲和澳洲，难免捉襟见肘，另方面，作为本刊的编辑，我们对香港文学的现状了解不够，这的确是需要改进的。各位的意见可以理解，根据办刊的实际，如何更为全面地加强《台港文学选刊》这个“窗口”对香港作家作品的关注力度，我们希望听听各位香港作家的意见。

2009年9月5至8日，由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明報月刊、世界華文文學旅遊聯會和澳門中華文學藝術協會主辦，香港作家聯會合辦，亞聯公司和領匯管理有限公司贊助的第二屆世界華文旅遊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香港中文大學隆重召開。參加這次盛會的三十余位專家學者來自世界各地，共同圍繞研討會主題“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發表了各自的高論。大會由潘耀明先生與張雙慶教授主持，由特邀嘉賓著名作家余秋雨教授揭開序幕，由復旦大學陳思和教授作總結。

“為什麼會是這種‘關係史’的書？”原希望我寫一本把陸、港、台文論打通的《中華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史》或在文論、詩論基礎上寫一部《臺灣文學史》的朋友，均發出這種疑問。
這事有一點曲折，也有一點僥倖。我原計劃把已出版的兩岸三地文論史重新整合為一部，然而被半路殺出的《臺灣當代新詩史》、《香港當代新詩史》的寫作計畫所打斷。後來我又想，與其寫一本有可能自費出版將三地文論貫通的文學史，不如弄點銀子寫一部有新意的書，於是便申報了2006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課題《海峽兩岸文學關係史》。這時我已告別杏壇，一位朋友勸我說：“退休的人幾乎無人再做科研更談不上報課題，就是報了也很難批”，何況我校中文系還未正式成立，無學術資源去“跑題”，但我還是未聽他的忠告，只不過是申報後就束之高閣，不向任何有可能當評委的人打招呼，更不向我認識的文學課題組總負責人打聽任何消息。大概是此課題系嘗試用整合的方法將兩岸文學融合到一起，而不是像眾多當代文學史那樣，把臺灣文學當作附庸或尾巴然後拼接上去，就這樣被評委看中了，僥倖被批准了。立項後，我毫無得意之感，卻發現這個課題完成起來有點棘手：臺灣文學與中華文化雖有延續與相似之處，但更有與大陸文學割裂和相異的一面。如何把握好這兩面，處理好兩岸文學交流與政治的關係，有相當的難度。後來我略作思考後，作出這樣的定位：

台灣著名鄉土小說作家黃春明先生二○○九年三月訪港任香港浸會大學駐校作家/主持學生小說創作坊，訪港期間出席了浸大多次座談會和公開講座，就「鄉土‧都市‧文學」、「小說與人生」、「香港文學的過去與未來」等分享交流，並出席香港作聯座談。筆下一貫以悲天憫人情懷關注社會的黃春明先生認為：「文學還是有本身的價值和意義」，「我個人是主張為人生而藝術。」一片童心關注兒童的黃春明先生呼籲：「小孩子是我們的未來」，「希望作家多寫讓人心靈感動的作品」。

廣州雅稱花城。享譽的原因，源於氣候，地處亞熱帶，夏季較長，冬天卻溫暖，適於樹木蔥蘢，花繁葉茂，就培養了嶺南人栽花的雅趣。唐代詩人孟郊曾有吟詠：「海花蠻草延冬有，行處無家不滿園。」寫過《浮生六記》的沈三白對廣州近郊的花地繁花描繪得詩情畫意。嶺南的大詩家屈大均、梁佩蘭、陳恭尹、張維屏……都寫過讚美花城的詩。
但是令人追念的是當代詩人於身臨花城時賦詩的寄意。以史學大師陳寅恪曾去羅崗探賞梅花的七律一首就反映了他傷時感事的情懷，詩是這樣寫的──

近年來，關於作家的想像力和獨創性多被提及，對於作家來說，這無疑是非常重要的話題，但一個作家如何保證自己擁有豐沛的生活資源和情感資源，似乎被忽視了。特別是在內地，因為許多作家生活無憂，往往沉湎于文人圈子的酬酢和閉門造車的寫作，如何保證生活資源和情感資源的豐沛，應該說是迫在眉睫的問題。
自古以來就有所謂“夢筆生花”和“江郎才盡”的記載。這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古代典故。當然，無論是李白的幸運還是江淹的淒慘，其實要害在於他們誰擁有不竭的、豐沛的情感資源。如果情感資源枯竭了，那就是江郎才盡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文學呈現了最為壯觀的景象，因為寬鬆了的文藝政策，更因為十年文革的感受，豐沛了作家們的情感資源，所以便有感人的文學出現。現在的讀者和作家們，都非常懷念那個時代，每有一篇作品出來，哪怕是一篇短篇小說，都會引起社會的轟動。就像古人說柳永的詞，“凡有井水處皆詠柳詞”，那時是凡是有人家的地方大家都在注視著文學。為什麼？就是因為八十年代活躍的作家，“文革”十年，艱辛倍嘗，積累了豐沛的情感資源，因此，他們的作品情真意切、生活氣息濃郁，切中讀者的心結，當然會有共鳴。後來文學向內轉，很多作家將文學由比較單一的社會抗議和呼喚功能昇華為陶冶人心、豐沛情感、提升民族的情感水準和審美水準上來了。比如說湖南作家殘雪女士，寫了很多作品，借鑒了意識流的手法。比如說《山上的小屋》反映的恐懼感，我覺得表現的是文化大革命那場悲劇給人帶來的恐懼感。應該說，隨著小說的發展，向內轉，將文學從單一的社會抗議和呼喚功能轉化為對世道人心的陶冶，對民族情感的豐富，功不可沒。並且，這一類文學，也就是關注人的內心體驗和危機的文學，仍在內地活躍著，為國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供養料，比如李蘭妮的《曠野無人》，具有很高的價值。但是隨之而來的偏頗是，有人以此認為，文學應該全然背棄大時代而純粹到個人的內心去訴求，有些人甚至認為，所謂“個人內心”，是完全可以脫離現實而向壁虛構。加之環境的改善，不少作家開始脫離現實生活，情感資源的匱乏日漸明顯了。這就造成了作品的浮淺和隔膜。我認為，內地作家若想實現文學的突破，除了想像力與獨創性之外，最為迫切的問題是，作家的生活資源和情感資源有待於進一步拓展和開發。

「香港作聯應該發揮社會影響力，帶起香港社會的文學新風氣，引領青年的閱讀潮流，盡我們的社會責任。」這是德高望重的資深前全國人大代表吳康民先生，對香港作聯未來發展的殷切期望。
早年畢業於廣州中山大學的吳老，從事教育工作逾半個世紀，曾獲特區政府頒發最高榮譽的「大紫荊勳章」。而作為資深的全國人大代表，他更經常對政治時事發表看法，並以政論為普羅市民所熟悉。其實，吳先生長期堅持業餘創作，更是卓有成果的著名旅遊文學作家。他早年以寫青年修養及科學、教育小品為主，後期多寫遊記和政論，已出版遊記十數種，讀書及生活隨筆多種，如《書卷多情》、《遊蹤寄語》、《人大繽紛錄》、《人大回憶錄》、《港事我問》等等。作為香港作聯的一員，吳老見證了作聯二十年來所走過的路，也對作聯的發展有着高瞻遠矚的思考和期望。故此，本刊記者在香港作家聯會創會二十周年之際，走訪了吳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