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Writers

我在一九九六年为犁青出版的《山花初放》（海峡版）写了一篇评文《窥探犁青青少年时期的诗作》。犁青早慧，智力过人，他所写的诗作，很有内涵，让我感动了一阵子。今天又拜读他近期出版的《犁青的诗》（人民文学版）中的《山花初放》专辑，我又一次激动不已。当年一个十来岁的儿童──犁青，闯入诗坛后，便与缪斯亲密无间。缪斯对他十分厚爱，给他以丰盈的果实。他的诗，焕发出了灿烂的生命之光，炫人眼目，润人心田。鉴于我尚有未表达出的感受和余兴，故又提笔撰写此文，以遗补前文之不足。

中国当代文学按照时间断代(1949年7月全国文协，1953年10年更名全国作协)，已经迎来了自己的花甲华诞。60年的风雨如晦，中国文学固然命运多舛坎坷前行，但中国作家的每一步探索，中国文学的每一分进步，都和作协紧密相关。孤儿，评价中国当代文学，是离不开作协这个体制符号的。

金庸其人其文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中国作协多了金庸才是健全和完美的。事实上，加不加入作协，是金庸的自由。既然金庸自愿加入这个组织，别人又何必多管闲事？

我並非“紅學”家，但我從十一歲就開始讀《紅樓夢》，六十多年來，我一直把它當作一種精神生命的滋養品，一次又一次地閱讀它，從中去領會、吸取我們民族文化藝術的精髓。今天，我是以一個《紅樓夢》愛好者的身份，來和大家分享自己閱讀這部作品的心得。
《紅樓夢》原名《石頭記》。據“紅學”家們的考證，曹雪芹的80回本《石頭記》約寫於1744～1754年，到現在已有253年。由高鶚續寫的120回本《紅樓夢》，是程偉元、高鶚於1791年出版的，到現在也有216年。《紅樓夢》問世至今的200多年來，研究的人越來越多，並且形成一種專門的學問——“紅學”。不少著名的學者，如王國維、蔡元培、胡適、俞平伯、周汝昌等，都有影響很大的《紅樓夢》研究成果。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對它也有很高的評價。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研究、言說《紅樓夢》的論文和著作，更是多不勝數。影視界、藝術界還把它改編成電影、電視連續劇、芭蕾舞劇、交響樂等，以各種不同的形式表現、演繹這個文本。《紅樓夢》不僅在國內影響很大，在國際上也備受關注，據統計，現在世界上已有17種語言、50多種版本的《紅樓夢》問世。

“每当回顾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历史时，我们就会很自然地怀着崇敬和感激的心情想到曾敏之先生。因为曾敏之先生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第一只春燕，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主要的播种者之一。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历史的展开，是与曾敏之先生的倡导、先行的实践和积极推动是分不开的。” 这是我在《见识、勇气、力行一一华文文学研究播种者曾敏之》一文的开头。这也就是说，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长长的历史足迹从曾敏之先那儿起步，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历史足迹是与曾先生的足迹叠合在一起的……

1、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我在香港仔黃竹坑工廠區打工，做的是粗活。
那個時候，一個上午的活兒做了下來，即便是年輕力壯，也都已筋疲力竭。中午休息找飯吃，對我來說是件大事。我個子高大，飯量驚人。大致來說，我一個人得吃兩個人的飯量，才算有填飽了肚子的感覺。工廠附近原本有非法經營的簡陋飯檔，吃飯就有了着落。可是後來，因為當局認為衛生不合格，非法經營飯檔就被取締了。一個掙取微薄工資的打工仔，只有到這種不合規格的飯檔，才能以低廉的價錢，吃一頓飽飯。到合乎規格的飯檔，失去了非法飯檔提供的「飯任吃，湯任飲」的待遇，如何填飽肚子，以應付下午的累活，就成了我的很大的苦惱問題了。

李彥是加拿大華人文學界有影響的雙語女作家。出國前，她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新聞系英文採編專業碩士，1987年赴加留學，獲加拿大溫莎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現任滑鐵盧大學孔子學院院長兼東亞系中文教研室主任，曾任加拿大中國筆會副會長。著有英文長篇小說《紅浮萍》、《雪百合》，中文長篇小說《嫁得西風》、中短篇小說《羊群》、《白喜》、《故園》、《姚家嶺》、《毛太和她的同學們》、《忘年》、《地久天長》等。英文版《紅浮萍》1995年出版後，曾獲該年度加拿大全國小說新書提名獎，中文版《紅浮萍》由作者自己翻譯並于2009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2009年10月，浙江青年女詩人盧文麗推出力作《我對美看得太久——西湖印象詩100》，通讀全書，讓我心潮起伏，思緒澎湃。我認為古往今來，歌唱西子湖的詩人很多，但是如此大規模、如此大集中、如此多景點、如此多角度、如此多方位、多層次又成功地表達對西子湖的眷戀之情、愛慕之情、傾心之情、讚美之情的詩人，莫過於詩才橫溢的盧文麗小姐了。
這本詩集的出版，如同西子湖身邊葛嶺朝暾的晨光漫溢，寶石流霞的七彩紛芸，讓西子湖更加妖嬈多姿，更加楚楚動人，個人認為，這本詩集是西子湖的新篇章、新亮點，新名片。這本詩集的問世，是盧文麗詩歌創作走向成熟的重要標誌，標誌著詩人盧文麗真正地步入了詩的神聖殿堂。一個成熟的詩人，應該知道，哪些生活內容是應該忽略的，哪些生活內容是應該重視的；哪個領域是可以拋棄的，哪個領域是應該深耕細作的。這樣他就不跟風、趕潮，只是潛心屬於自已的那塊“自留地”。一旦遇到誘發靈感的契機，詩的靈感就會到來。盧文麗的新詩集《我對美看得太久——西湖印象詩100》的出版就是明證。

香港作家西西相對於大陸作家在城市書寫中的優勢，是她能夠將香港作為一座城的描寫與自身的體驗進行屬靈的結合，這種屬靈的結合是如此的有效而又不露痕跡，確實是並非僅止於身份和語言的作家所能實現的城市書寫。在西西的城市創作經驗中，我們看到的更像是一位真正屬城的作家，而非屬鄉的作家。費孝通曾著文，認為中國實在是一個鄉土中國。即是說，在我們的記憶和行為的深處，包括我們的血緣，都是在一種承載著鄉土記憶的過程中進行現代中國的書寫。這其中最典型的要數現代文學時期的作家。無論從聚居於城的京派學者，還是遷移於城的海派作家，雖然他們也都有過不同的城市經驗，但這種城市經驗往往是要被他們的鄉村經驗所遮蓋，並在鄉村經驗的視野中感受作為城市者的身份。在中國現代文學中比較突出的幾位作家中，無論是魯迅的鄉土小說，沈從文的湘西風情，巴金的家族記憶，還是茅盾的城市小說，其實都在表露一種中國由舊轉新過程中的城市印象。事實上，在他們的文學視野中，真正的想像並不在他們所能聚居的城市，而是他們曾經的童年。加之自己處在變革時期，他們對城鄉的兩種記憶和衝突，就成為絕好的寫作素材。而且更重要的是，現代文學的許多作家已經寫出了這種變化。一種社會形態的形成與演變需要一個相對穩定而漫長的過程，否則就容易引起社會秩序的動盪。現代文學時期的作家處於相對亂世的中國，他們的城鄉衝突常可表現為種種異質文化的激烈交鋒。在廣義的範圍內，這種交鋒仍在遼闊的中國大地上行進著，他們或隱或顯的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民間影像。比較同時期的香港作家，在這座因更早的開埠而率先發達起來的城中，因了城的緣故而能寫就的作品，自然也就更多的在增加城市生活的理解中，演奏著屬於自己的民間視野。

三月上旬在香港作家聯會的春節聯歡晚會上，眾文友與嘉賓談文說藝，並有才藝表演，有美食大快朵頤。有文友趁此機會，饋贈新出版的作品集，笑盈盈地說：「敬請指教！」我獲得贈書表示感謝，卻忽然聽到鄰桌一個聲音：「謝謝了，我家裡地方太小，放不下大著！」我愣住了，這是認真的說法，還是在開玩笑？
寸土尺金的香港，家居面積誠然很小，但金屋真的連一二本嬌小的書也藏不下嗎？恐怕是沒有時間開卷吧！二千多年前《莊子》已說「生也有涯，知也無涯。」《聖經》已說「讀書多，身體疲倦」；何況洋裝書線裝書iPhone上網電子書要什麼書就有什麼書的今天。散文家張曉風說，讀者沒有時間看那麼多書而作家卻有那麼多的話要說，那麼多的文章要寫。文章發表後總要結集出版，就像畫家一幅幅畫完後要開畫展，出版社邀約出書、藝術發展局資助出書、自費出書，書印出來了，文學雜誌上一篇篇文章印出來了，而讀者有多少呢？知音往何處覓？西方每年有奧斯卡電影金像獎，也有諾貝爾文學獎。諾獎得主的書，全球各種語言版本合起來有多大銷量？奧斯卡最佳電影票房和影牒（正版和盜版）銷售的數量如何？我真想研究一下，通過比較，得知文學讀者到底有多少？與電子媒體相比，其處境如何？一位著作等身、名聞遐邇的作家在詩中歎道：「一生蒼茫還留下什麼呢？」他的讀者遍佈華文世界，他想留下的自然是詩是文章；然而，「還留下什麼呢，一生蒼茫？」他一唱三歎！文學大家尚且如此，何況是泛泛之輩的寫作人。文章，是不朽之盛事？我們連讀者也找不到多少，還求覓知音，還奢望不朽？

幾乎每一座城市，最終都會選擇出一位元或幾位優秀的作家，作為自己靈魂和文學上的“代言人”。這些作家，必須能夠悉心洞察和揭示這座城市的秘密和命運，能夠為世人講述和詮釋這座城市前世今生的滄桑故事。有人也把這樣的作家，稱為這座城市的“通靈人”。也因此，有越來越多的讀者，願意去文學作品中尋繹自己所心儀的城市的人文地圖，去文學作品裏感受自己所熱愛的城市的歷史滄桑和精神氣息。
於是，我們就有了帕慕克的伊斯坦布爾，喬伊絲的都柏林，狄更斯的倫敦，普魯斯特的巴黎，E.B.懷特的紐約，湯瑪斯•曼的威尼斯，米蘭•昆德拉的布拉格，老舍的北京，白先勇的臺北，張愛玲和王安憶的上海……